唐诗人着重探讨文学的叙事伦理或阅读伦理,特别是关注当代小说如何书写黑暗、鞭挞罪恶等美学问题,较为具有开拓性,有所专攻。其对迟子建、盛可以、张悦然、朱山坡、陈再见、田耳、葛亮、陈希我、王威廉等的评论,及时而深入,时有新见。
唐诗人论文与评论的特点有二。其一,不是广泛涉猎,而是早早有自己独特的研究领域,即着重探讨文学的叙事伦理或阅读伦理,特别是关注当代小说如何书写黑暗、鞭挞罪恶等美学问题,较为具有开拓性,有所专攻;其二,他的研究是密切结合当前文学创作实践的,不断追踪文学新现象的,而不是只追求构建理论体系。其对迟子建、盛可以、张悦然、朱山坡、陈再见、田耳、葛亮、陈希我、王威廉等的评论,及时而深入,时有新见。
恶、罪与审美
关于“恶”的知识,我们其实是非常匮乏的,尽管我们每天都可从各种媒介中闻及恶的信息。比如恐怖主义、腐败案例、强暴杀人……这些触目惊心的日常新闻,已将我们对于罪恶的印象变得具体实在。不用谁来说服,我们都知道,这一类故意对无辜者施加不可忍受的痛苦折磨是罪恶的。但是,若我们进一步追问:为什么跟我们同样叫做“人”的人会选择恶的行径?是什么导致了他们如此凶残为恶?或者进一步寻思:什么是恶什么是善?我们是根据什么来判断他们的行为属于恶?这些罪恶事件所激起的疑问,正是我们思考“恶”的起点。
或许,追问为什么的时候,我们会习惯性地从作恶者的身份去思考,比如探究他们的背景、职业训练、教育、性格、成长环境等因素。社会科学和心理学领域有很多知识点都在致力于这一理解。这些都是解释罪恶的思路,但是,这些加起来也永远无法完整地解释为什么人们会做出这样的选择。这种追问,表明我们需要探究关于“恶”的根本知识。从根本处思考恶,这是哲学问题。
一
在古希腊时代,人们认为,恶不是根本的人性,而是一种善的欠缺。苏格拉底说,没有人甘愿作恶,恶是由无知造成的,有理智的人不会为恶。柏拉图追随苏格拉底,认为恶、丑一类属于最高的理念范畴。亚里士多德推崇一种“中庸”的德性,因此恶是“过与不及”的一种后果。普罗提诺则指出现实中的各种恶,都源于“物质”这一根本源头。他认为灵魂不具备心智、理性即恶。也就是说,当它缺乏中庸适度而又容忍其过度和不及时,它就成了恶与恶的根源。放荡、卑劣以及其他种种非分情感,缺德的心灵,都是由灵魂造成的,它诱导出虚伪的判断。而灵魂一旦善恶混淆,它就避善求恶。
基督教兴起后,有了一种至高无上的上帝和不可逾越的宗教规则后,恶开始与罪等同化,不信神是最大的恶。肉体的欲望,甚至现实世界中的一切,都有恶的性质。《圣经》中还有一个最核心的恶之代表——撒旦。它是幽暗世界的管辖者、掌控者,它引诱人作恶,把恶通过亚当、夏娃导入了人类世界。古罗马时代,奥古斯丁坚信神是最高的善,神的创造中不可能有恶,恶只是每个人的过失而造成的,恶是缺乏善,是人的意志背叛了善,是对善的恶用。中世纪的阿奎纳,他不相信有所谓的至恶,恶只是意外、偶然,而且是由善良生出的结果,它是由于“附性的偶然,而非自性的本然”。
文艺复兴时代,随着文化思想上对人和世界的重新发现,对“恶”的认识也逐渐从宗教意义上的“罪”脱离,转向人间的、具体的恶。《神曲》中,但丁通过游览地狱、炼狱与天堂,帮助人们见识了许多类型的恶人和恶行,是宗教的结构,但在地狱图中,我们看到的都是恶人恶行,神的宽恕已经转化为人对它们的厌恶,惩罚看似来自神的正义,其实更是属于世俗世界里人的审判。艺术界的卡拉瓦乔对“恶”的呈现,不仅仅是自己生活浪荡放纵,还有作品中的血腥和审判。这些审判,有来自神的光,更有人间的不可谅解的追捕。在卡拉瓦乔身上,最典型地暗示了“恶”的观念变化,他个人的罪是人间的,也是宗教的,然而宗教上,神(主教)可以宽恕他,他把自己滴着血的头颅置入画中,祈求宽恕,有赎罪的含义,但这种赎罪抵消不了他在现世中所犯下的杀人之恶。但丁和卡拉瓦乔,分别在理性层面和异端、野性层面对“恶”有了新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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