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著作：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九三二年九月北平“人文书店”初版。和周作人的其他文集不同，除了一篇小引，它的内容并非周氏本人写作的文字，而是一个学生听他讲演的笔记。
　　一九三二年三四月间，周作人应沈兼士之邀，在辅仁大学做了八次讲演。《小引》云：“所讲的题目从头就没有定好，仿佛只是什么关于新文学的什么之类，既未编讲义，也没有写出纲领来。”当时听讲演的学生邓广铭（恭三）却详细做了听讲笔记，整理后送交周作人审阅，这才有了这本“小而可贵的书”（钱锺书语）。初版本封面书名由沈兼士用行书题写，署名“周作人讲校·邓恭三记录”。
　　书后有附录两篇：周作人《论八股文》和《沈启无选辑近代散文钞目录》。
　　我社一九八九年六月据人文书店本校订印行，此次仍依该本加校重版。

　　《周作人著作：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但他们所以跟不上潮流，所以在新文学运动正式作起时，又都退缩回去而变为反动势力者，是因为他们介绍新思想的观念根本错误之故。在严译的《天演论》内，有吴汝纶所作的一篇很奇怪的序文，他不看重天演的思想，他以为西洋的赫胥黎未必及得中国的周秦诸子，只因严复用周秦诸子的笔法译出，因文近乎“道”，所以思想也就近乎“道”了。如此，《天演论》是因为译文而才有了价值。这便是当时所谓“老新党”的看法。
　　林纾译小说的功劳算最大，时间也最早，但其态度也非常之不正确。他译司各特（Scott）狄更司（Dickens）诸人的作品，其理由不是因为他们的小说有价值，而是因为他们的笔法有些地方和太史公相像，有些地方和韩愈相像，太史公的《史记》和韩愈的文章既都有价值，所以他们的也都有价值了。这样，他的译述工作，虽则一方面打破了中国人的西洋无学问的旧见，一方面也可打破了桐城派的“古文之体忌小说”的主张，而其根本思想却仍是和新文学不相同的。
　　他们的基本观念是“载道”，新文学的基本观念是“言志”，二者根本上是立于反对地位的。所以，虽则接近了一次，而终于不能调和。于是，在袁世凯作皇帝时，严复成为筹安会的六君子之一，后来写信给人也很带复辟党人气味；而林纾在民国七八年时，也一变而为反对文学革命运动的主要人物了。
　　另外和新文学运动有关系的是汉学家。汉学家和新文学本很少发生关系的可能，但他们和明末的文学却有关系。如我们前次所讲，明末的新文学运动一直继续到清代初年。在历史上可以明明白白看出来的，是汉学家章实斋在《文史通义》内《妇学》一篇中大骂袁枚，到这时公安竟陵两派的文学便告了结束。然而最奇怪的事情是他们在汉学家的手里死去，后来却又在汉学家的手里复活了过来。在晚清，也是一位汉学家，俞曲园（樾）先生，他研究汉学也兼弄词章——虽则他这方面的成绩并不好。在他的《春在堂全集》中，有许多游戏小品，《小浮梅闲话》则全是讲小说的文字，这是在同时代的别人的集子中所没有的。他的态度和清初的李笠翁、金圣叹差不多，也是将小说当作文学看。当时有一位白玉昆作过一部《三侠五义》，他竟加以修改，改为《七侠五义》而刻印了出来，这更是一件像金圣叹所作的事情。在一篇《曲园戏墨》中，他将许多字作成种种形像，如将“曲园拜上”四字画作一个人跪拜的姿势等，这又大似李笠翁《闲情偶寄》中的风趣了。所以他是以一个汉学家而走向公安派竞陵派的路子的。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清代晚年已经有对于八股文和桐城派的反动倾向了。只是那时候的几个人，都是在无意识中作着这件工作。来到民国，胡适之、陈独秀、梁任公诸人，才很明了地意识到这件事而正式提出文学革命的旗帜来。在《北斗》杂志上载有鲁迅一句话：“由革命文学到遵命文学”，意思是：以前是谈革命文学，以后怕要成为遵命文学了。这句话说得颇对，我认为凡是载道的文学，都得算作遵命文学，无论其为清代的八股，或桐城派的文章，通是。对这种遵命文学所起的反动，当然是不遵命的革命文学。于是产生了胡适之的所谓“八不主义”，也即是公安派的所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和“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主张的复活。所以，今次的文学运动，和明末的一次，其根本方向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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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引
第一讲 关于文学之诸问题
第二讲 中国文学的变迁
第三讲 清代文学的反动（上）八股文
第四讲 清代文学的反动（下）桐城派古文
第五讲 文学革命运动
附录一：论八股文
附录二：沈启无选辑近代散文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