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雨秋实：我的四十五载工作之路》：
第一章上山下乡
从上山下乡写起，是因为根据1985年国家出台的政策，“文化大革命”期间由国家统一组织下乡插队的城镇知识青年，下乡插队时间算作参加工作时间，亦开始计算工龄，我就此开启了工作之路。上山下乡不仅是我工作的起步，更是我人生经历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新起点。
一、毕业离校
我是1968年秋季初中毕业离开学校、上山下乡的。当时，我国正处在开始于1966年5月、结束于1976年10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特殊历史时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这个时期十分有影响的一件大事，涉及全国数千万家庭、亿万人口，后来有许多学者或亲历者专门写书、写文章讲述这件事。1968年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最早且规模最大的一年，这一年，凡正常应在1966年至1968年毕业离校却由于“文化大革命”运动一直未毕业离校的初、高中各三届学生（史称“老三届”），全部于这年秋季毕业离校，农村籍学生直接返乡，城镇籍学生除个别特殊情况外均赴农村务农，有的去生产建设兵团，有的去国营农场（林场、牧场、苇场、渔场等），大多数直接插队建立青年点，统称上山下乡。对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起因，当时人们普遍归结于当时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后来得知，除此还有一个重要的经济和社会背景——在经历了三年的积压后学生毕业离校的事已经无法再拖了，当时城镇根本不可能同时收纳人数众多的“老三届”学生就业，而农村建设又很需要一批有知识的青年。
作为“老三届”的一分子，我属于六八届初中毕业生，说是初中毕业，实际上在初中只读了一年书。我于1965年在丹东市实验小学毕业，考入当时的全省重点中学——丹东市第二中学，1966年初中一年级快要结束时，全国开始搞起“文化大革命”，六七月份学校便“停课闹革命”，投入批判“封、资、修”的运动中了。运动之初是学生自发地写“大字报”，之后又成立了若干“红卫兵”组织，学校里很多领导和老师被当作“走资派”“牛鬼蛇神”，胸前挂着大牌子、头上戴着很高的纸帽子受到批斗。我们低年级同学开始时基本上是旁观者，后来在高年级同学带动下也参加了“红卫兵”组织，我们几个要好的同班同学觉得“八一战校”的袖标比较好看，就一同参加了“八一战校”，曾随高年级同学到街上贴大字报、刻印散发传单以及红卫兵“大串联”，我与几名同学先后两次分别到北京、沈阳、本溪“大串联”，主要是看大字报，1966年11月3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参加了毛泽东主席第六次接见红卫兵。到1967年初出现“武斗”后，学生们特别是低年级同学大都不去参加活动了，同学们仨一群、五一伙，每天四处游荡，有时到学校转转也没有什么事。一直到1968年春季提出“复课闹革命”，解放军军训团进驻了学校，还发了“丹东抗大二中”的新校徽，但实际上只搞了一段时间的政治教育和队列训练，又下乡、下厂劳动了几次，并未真正“复课”，到这年秋季就被告知中学毕业，要动员学生上山下乡了。而所谓的“毕业”，既未举行毕业典礼，也未发放毕业证书。接下来的上山下乡动员工作并无周折，当时同学们对下乡意味着什么、以后将会怎样均没有细想，积极响应号召抢着报名。
按照统一安排，我们六八届学生于1968年10月28日正式离开学校奔赴农村。这一天，是继9月17日首批之后当年丹东市又一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日子，大家一早带着行装在学校会齐，前往青年广场参加市里统一组织的隆重欢送仪式，之后便分乘数百辆卡车分赴各自的下乡地点，市内沿途到处是欢送的人群，可谓声势浩大。当时，我所在的丹东市第二中学初中一年三班，有一部分同学自己联系插到本班以外的其他青年点，其他同学自愿组合分成三个青年点，我们这个点为五男四女共9名同学，下乡到了地处辽宁东部山区一个不到30户人家、以满族人口为主、仅有100多村民的小山村——地图上标志的一个叫刘家堡子的自然屯，当时的行政区划是丹东市凤城县瑷阳公社富家大队第三生产队。班里另两个点分别在同一公社的富国大队和瑗阳城大队。这年下乡时，我们这一届是学年最低的一届，年龄相对也最小，我当时不满16周岁，同一青年点最大的不满17周岁，最小的小学五年制毕业的一名女同学不满15周岁。虽然年龄很小，但大家充满激情，10月28日下午到达青年点，29日做了简单安顿，30日就到生产队出工干活了。下乡后，大家推选我当青年点点长，一名女同学当副点长。自此，我在这里度过了两年多既有艰辛与付出也有成长与收获的难忘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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