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包括“鲁迅与翻译”“纪念”“史料·辩证”“鲁迅同时代人研究”“特稿”“书评”“海外鲁研”“我与鲁迅”等主题。在这些主题下,计有20多篇相关研究,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国内*新*前沿的鲁迅研究状况。
去或不去
——从空间视角谈鲁迅与现代公园
顾宇玥
“公园”是现代城市公共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寓居城市的鲁迅,其一生与公园有着不解之缘。据笔者对《鲁迅日记》及相关史料的统计,鲁迅身居北京期间,踏访公园不下60次,尤其集中于1924—1926年,其寓京期间所创作的小说、杂文也多次提及公园。然而1927年迁居上海之后,鲁迅却几乎不再踏足公园,其文章谈及公园的态度也发生了较为明显的转变。这一现象是值得关注和进一步分析的。
目前学界对鲁迅和公园关系的专章研究较少,大都以公园为研究主体,鲁迅仅作为行走其间的文化名人而作简要介绍。将鲁迅作为问题研究主体,则以吴美华《鲁迅与公园》一文最为代表。此文史料收集翔实,亦涉及鲁迅在京沪两地对公园态度的巨大反差。但只将公园作为单纯的个体活动空间,就忽略了“公园”作为现代城市公共空间所具有的独特内涵,更加缺失了对鲁迅文本中“公园”的进一步阐释。
空间理论认为“空间已不再是简单的时间与运动的参照物,而是与历史、文化、政治、种族、性别、权力、心理、甚至时间等多种因素紧紧地纠缠于一体,空间已被视为叙事中可能涉及的多重因素的交织”,文化地理学者迈克·克朗也指出:“文学作品不能被视为地理景观的简单描述,许多时候是文学作品帮助塑造了这些景观。……城市不仅是故事发生的场地,对城市地理景观的描述同样表达了对社会和生活的认识。”
由此看来,公园不仅仅是个简单的日常活动场所,作为现代城市公共空间的一个标志性区域,其自身便蕴含了某种内涵或者价值,从而构成一个特殊的“场域”。鲁迅不再是简单地身处其间,而是与这一“场域”形成了一种隐性的“对话”,而这一“对话”在文本中即形成一种显性的表达,哪怕只是反复出现“公园”一词,也构成了鲁迅在创作中认知现代城市生活以及社会问题的一个维度,公园有了其“符号”的意义而不仅是一个实在的地点。因此,“公园”或许能为我们考察鲁迅社会活动和创作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
首先我们需要尝试着去分析,“公园”究竟蕴含着什么?鲁迅起初对于“公园”这一现代城市的产物有着怎样的认知?
现代城市“公园”的概念最早诞生于欧洲,中国近代第一个公园则是1868年修建于上海的外滩公园。20世纪初期,由于政府的大力倡导,全国渐兴修建公园之风,各地民众,上至文人政客,下至平民百姓,都对“公园”这一新鲜事物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与热情。“公园”这一域外产物,随着西方文明的渐次影响,也同样成为近代中国城市公共空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有趣的是,“公园”这一名词并非舶来品。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书中便有记载,《魏书·任城王传》:“表减公园之地以给无业贫口”,同时也出现了有关“园林”的记述,尤以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所记载的寺庙、园池冠绝。可见“公园”即是“官家的园囿”,而“园林”则是“私家的园圃”。也就是说本土所产生的“公园”一词实则是“私园”,是某一阶层所特有的,与现代意义上的公共花园有着云泥之别。但更为有趣的是,西方所产生的现代城市概念上的“公园”,实则也是从皇家园林转变而来,著名的海德公园本是英国王室的狩猎场。这种由“私”—“公”性质的转变,使得公园的开放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开放,将以往贵族生活休闲的场所转变为大众的、平民的娱乐之地,这便形成了一种观念与价值上开放,公园的“公共性”由此而来。
鲁迅作品中第一次论及公园是在1913年《儗播布美术意见书》一文,共有两处提及:
(1) 奏乐堂当就公园或公地,设立奏乐之处,定日演奏新乐,不更参以旧乐;惟必先以小书说明,俾听者咸能领会。
(2) 其他若史上著名之地,或名人故居,祠宇,坟墓等,亦当令地方议定,施以爱护,或加修饰,为国人观瞻游步之所。……林野当审察各地优美林野,加以保护,禁绝剪伐;或相度地势,辟为公园。其美丽之动植物亦然。
本文是鲁迅任职教育部期间,在借鉴西方文明的基础之上,对于缘何要在中国推行“美术”,如何在国内推行“美术”所提请的一些意见,其中就包括保护名胜古迹、新建公园以及在公园内演奏音乐等建议。从时间上看,这一观念在国内是较为超前的,北京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公园——中央公园,开放于1914年,鲁迅这一提案略早于中央公园的修建,且在观念上与中央公园“依坛造景”的设计理念不谋而合。从内容上看,鲁迅提出:修建公园的目的,不仅在于可以给市民提供观瞻游步、休闲娱乐的场所,更能够发挥:展现民族精魂,提高国民道德素养,培养审美趣味、陶冶情操的社会功效。
由此可见,现代城市公园的产生意味着其占有的一片城市土地,性质由“私”转为“公”,而其间就包蕴了观念与价值的转变。鲁迅1913年所提出的造园建议,又符合其早年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以改良中国社会的一贯态度。这样一来,鲁迅在京沪两地对公园态度转变就更值得一探究竟。
二
据笔者对《鲁迅日记》及相关史料记载的统计,鲁迅在北京期间涉足公园不下60次,1924—1926年间曾频繁前往中央公园;分别为1924年8次,1925年7次,1926年7—8月间更是几乎每日来园。许钦文晚年在《〈鲁迅日记〉中的我》一书中,曾深情回忆了鲁迅在中央公园的“来今雨轩”茶座中指导、奖掖其创作的往事。可见,公园是鲁迅在京期间频繁涉足的重要公共场所。
鲁迅缘何格外关注并钟爱这一空间?这与北京公园象征的特殊文化“符号”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上文中已经提到,现代公园是“西风东渐”的产物,20世纪初期,北洋政府出于学习西方、改善城市环境、改良社会风气等目的,在北京先后兴建了中央公园、城南公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京兆公园等多个公园供民众参观游览。这些公园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是由前代的皇家园林或皇家祭坛改建而成。例如:中央公园原为明清社稷坛、城南公园原为先农坛、京兆公园原为地坛、北海公园则更是从金代大定六年(1166)起就一直作为皇帝游幸避暑的皇家御苑。从“皇室私家园林”到“现代公共花园”,北京公园的修建实则被赋予了由“私”—“公”,由“封建”—“民主”的双重积极内涵。
以中央公园为例,在其建成以前,北京的园林无外乎皇家园林和私家花园两种性质,除了园林的主人之外,其他人若想进入这一场所,则必须与主人相识并受到邀请,而普通民众自然无法一窥园内风景。无论“皇家”还是“私家”,本质上都是服务于少数权贵的、封闭的私人空间。中央公园建成之后,任何人只需要支付一定的门票,就可以自由进入公园之中。不仅游览者的身份与学识不受限制,公园之中的游客间也不必互相认识,进出更是遵从己便,这就形成了一种公共的、相对自由开放的活动空间。
此外,中央公园的前身——社稷坛,在明清时期是朝拜社稷的场所,象征着封建皇权的无上和禁佑。除了祭祀活动外,此处平日是一块禁地,民众无法涉足,这就更增加了这一场所的神秘色彩。改建为公园后,市民百姓成为这里的“顾客”。当昔日皇家祭祀禁地成为自由赏玩之所,除了满足最初的“窥奇”心理,封建皇权的神秘和权威性也相应会随之消解。同时,新建的公共设施则构建并传播了现代文明的秩序与观念:对于普通市民而言,游览的过程其实也是接受现代思想影响的过程;对于知识分子而言,效仿西方而建的公园,其内开放、平等、自由的氛围,与他们学习西方思想、追求“民主、平等、自由”的理念也是一致的。
鲁迅早年撰文提倡在北京兴建公园,而建成之后又身体力行,频繁进入这一场所,这就证明北京公园的氛围和功用与鲁迅早年的设想是较为吻合的。公园之于鲁迅,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活动场所,更是包蕴着先进现代理念的重要文化空间,他也因此格外钟情于这片场域。
三
除了观念上的认同以及日常频繁地涉足,1912—1926年,鲁迅小说和杂文中“公园”也多次出现。“我们不能把地理景观仅仅看作物质地貌,而应该把它当作可解读的‘文本’。”依此,试看以下4篇文章中的具体内容:
(1) 假如憎恶孩子要到公园去的时候,取来一翻,看见上面有一条道,“我想到中央公园去”,那就即刻心平气和了。别的事也一样。(《娜拉走后怎样》)
(2) 尤其是因为压抑性欲之故,所以于别人的性底事件就敏感,多疑;欣羡,因而妒嫉。……见一封信,疑心是情书了;闻一声笑,以为是怀春了;只要男人来访,就是情夫;为什么上公园呢,总该是赴密约。(《寡妇主义》)
(3) 据说,教育当局因为公共娱乐场中常常发生有伤风化情事,所以令行各校,禁止女学生往游艺场和公园;……似乎有志于圣贤者,便是自己的家里也应该看作游艺场和公园。……未有游艺场和公园以前,闺秀不出门,小家女也逛庙会,看祭赛,谁能说“有伤风化”情事,比高门大族为多呢?(《坚壁清野主义》)
(4) 我们这时才在路上同行,也到过几回公园,最多的是寻住所。我觉得在路上时时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天气的冷和神情的冷,逼迫我不能在家庭中安身。但是,往那里去呢?大道上,公园里,虽然没有冰冷的神情,冷风究竟也刺得人皮肤欲裂。我终于在通俗图书馆里觅得了我的天堂。(《伤逝》)
仔细分析后不难发现,与公园同时出现的两个论述主体分别是女性和儿童,换言之,鲁迅作品中女性、儿童与现代公园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关联。“地理景观的形成反映并强化了某一社会群体的构成——谁被包括在内?谁被排除在外?”成年男性独自出现在公园,是不会受到非议和指责的,包括鲁迅自己在公园里游览、喝茶,也从未遭受白眼。然而,女性一旦去到公园就会被某些有心人指认为“有伤风化”的罪魁祸首,与男子同游更会遭受“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同样,儿童想要去公园玩耍,也时常要遭受家长的憎恶。这就表明在旧观念的影响下,女性与儿童是被公园所代表的公共空间自然排除在外的。
众所周知,在古代社会,女子特别是大家闺秀的活动范围多在闺阁之中,最多止步于家中的后花园;人际交往上,连与父兄见面都要避讳,更不提与其他男子会面。同样,中国古代和近代社会缺乏对儿童的准确认识,认为其不过是“缩小的成人”,因而对其喜爱玩乐的天性,也是不屑一顾,甚至严加斥责的。底层贫苦的百姓,衣食尚不能温饱,又何谈儿童玩耍嬉戏的空间呢?而鲁迅、萧红笔下的“百草园”“后花园”则是家境殷实的孩子才能拥有的一片宝贵乐土。但深究起来,不过是家里一个半被弃置的院子,其间无穷的野趣,也多半是依靠孩子的天真和想象构建起来的。
由此回到文本,鲁迅斥责当局禁止女学生游公园的禁令,希望父母能多带孩子去公园游玩,说明在其看来,现代公园也应属于现代女性和儿童。换言之,现代公园的内涵与解放妇女儿童,塑造现代公民的理念是相一致的。上文谈到,北京公园的修建蕴含破除封建而实现“民主、平等、自由”的现代理念,公园里的活动不应存在性别、长幼、尊卑的限制。
公园的另一个特点在于“所展示的是一个陌生人的世界”,它提供了一个巨大而开放的交际空间,因而可以产生复杂而多样的社会关系,女性不仅可以在这里游园、会友、恋爱,甚至可以与陌生人交往互动,从“走不出的后花园”到“可以四处游览的公园”,女性的活动和交际范围都有了极大的扩展,这也更加符合鲁迅所肯定的青年人“天真烂漫……有朝气,敢作为”的天性。因此得以塑造新时代更具有社会属性的新女性,而避免落入《寡妇主义》中所痛斥的“贤妻良母”式“婉顺”的陷阱中。
而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文章中,鲁迅则反复强调应当解放子女,顺应儿童的天性。对于儿童而言,公园中开阔的环境和优美的景观都让他们得以亲近自然、陶冶性情,而暂时远离逼仄、脏乱的生活环境。此外,一些公园的游乐设施和体育场专为儿童建造,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现代“儿童的发现”,儿童在公园里不再被认为是“缩小的成人”,他们可以拥有自己独立的活动空间,这更有利于儿童身心的成长和健全。因此,在此时鲁迅的观念中,公园一定意义上承载了现代社会追求更加开放、平等、合理的理念和内涵,也对于解放妇女、儿童有着积极的功用。
对于此时寓居北京的鲁迅而言,公园不仅是休闲放松的实在场所,更是承载着现代文明理念的重要文化空间,因而他由衷地喜爱北京的公园。
目录
鲁迅与翻译
重温鲁迅的“直译”说 顾音海
鲁迅早期科学类翻译探究 乐融
从布尔雪维克到布尔塞维克——鲁迅译作《一天的工作》的版本与修改 乔丽华
现存鲁迅译文残稿《难解的性格》究竟写于何时 施晓燕
鲁迅所译之《所谓怀疑主义者》 李浩
特稿
几部鲁迅手稿影印出版的缘起及其历程 叶淑穗
鲁迅作品及生平研究
复古的心情:《摩罗诗力说》词汇在笺注学及符号学意义上的考释——以“庄骚”为例(上) 刘锐
从七论“文人相轻”看鲁迅的文坛观 陆懿婷
去或不去——从空间视角谈鲁迅与现代公园 顾宇玥
略谈鲁迅在上海所看电影类型 丁佳园
鲁迅同时代人研究
执着追求——追忆父亲李霁野 李方仲
从“普罗列塔利亚”到“新写实主义”之路——旅沪“左联”潮汕作家的思想耜痕与耧迹 许再佳
论郁达夫小说风景书写的叙事结构艺术 郭晓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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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辨证
“常见书”与现代作家、学者的“集外手稿”——以《志摩日记》为讨论对象 王贺
寻找佚失的译稿——李霁野翻译《战争与和平》过程及译稿去向的史实考证 朱博
口述与笔谈(九) 裘士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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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革命”的时代转换为“革命文学”的时代(上)——以冯乃超接受日本的大正生命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例 [日]工藤贵正著,吉田阳子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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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新建鲁迅墓的概况和建筑平面图纸解读 童煜
浅谈志愿者讲解员在博物馆宣教中的作用——以上海鲁迅纪念馆为例 张晓君
编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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