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改编自经典唐传奇《李娃传》，高阳在其中又加入了大量可考证的细节，使小说内容更为丰富、故事逻辑更为合理、人物刻画更为丰满。书中的自序《历史·小说·历史小说》表明了高阳创作的初衷，是理解他之后的创作理念、写作手法的关键一环。
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长安三内九衢，两市百坊，繁华富丽，天下无二。长安一百一十坊，又以平康坊是“风流薮泽”，使多少才子王孙一掷千金、流连忘返。
出身五姓望族之一的荥阳郑徽，进京赶考，在平康坊与艳冠长安的名妓李娃相顾倾心。可温柔乡亦是英雄冢，郑徽金榜无名、床头金尽，而随后的挚友之死、李娃“背叛”、父亲毒打使郑徽终于沦落为街头乞丐。机缘巧合之下，李娃与乞丐郑徽相遇，同时下定决心重塑郑徽。当郑徽功成名就之际，李娃作出了她早已想好的选择……
平生幽愤汗青知──高阳的小说和他的怀抱
——张大春
……
任何一个时代诚然少不了“怀才不遇”的人物，尽管“不遇”者众、“怀才”者寡，但是当浊世滔滔，皆以高阳为“酒徒”、为“墨客”、为“小说家者流”的时候，真正有大损失的难道不是这个社会吗？屈子投怨怼于汨罗，高阳溺幽愤于醇酒；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揆诸一长远的历史，则今之侈言“文化活水”者流，岂非楚怀王之覆案而已哉？
1988年，我赴大陆探亲月余，返台后与高阳匆匆一饮晤。席间有几番言语，令我无时或忘。其一是我重提准备以太平天国史料为背景写一长篇小说的旧议，因为同年稍早时我赴报社任事。探亲归来，心绪浮野，正有辞去这“城里的差事”的打算，想重返龙潭索居，再也不到编辑案头，然而高阳却竭力反对。他说：“‘辞官’可以，写太平天国大可不必。”
接着他告诉我：历史小说之可贵，在于历史人物之可爱。而洪、杨之徒，“岂有可爱之处？”还说：“值得入小说的历史人物，大抵不外圣君、贤相、良将、高僧、名士、美人六者。真要是个一流作家，干吗又要伺候那些个三流人物呢？你不要中了那些‘广东派史学家’的毒！”
我非治史学者，至今犹其未明：“广东派史学家”何所指？倘若以洪、杨事按之，多年之后重温其言，我反而明白了他话里的另一层玄机：高阳对于有清一代，其实怀抱着相当“不从众”的看法。在台湾，吃国民教育奶水长大的一代（乃至于他们的父母）大致上对前朝的浮泛印象是糅合着汉族中心主义和民主主义两层色彩的。是以言及满清，必称腐败专制、丧权辱国，仿佛门户大开以降的中国在近世所遭受的种种欺凌、所经历的种种挫败，都可以简而约之地归咎于来自关外的女真族政权，甚至其中的一二名当权者。然而高阳却不肯这样想。
高阳在当世之“不遇”，很可以从其家世在前朝的煊赫之中找到对应的明证。高阳的叔曾祖许庚身是光绪十年到十九年间的军机大臣（卒谥恭慎）。高祖许乃钊亦曾任广东学政，官至江苏巡抚。先世尚有“七子登科”（四举人三翰林）、“五凤齐飞入翰林”的时誉。
然而到了高阳这一代，迭经战祸，时逢乱离，除了家学幼习，高阳的知识陶养全靠自修，偏偏到了20世纪中叶以后，台湾的教育机器又全然无视于、亦不关心一个“素人学者”为整个文化体制注入生机活力之可能。春秋时代孔夫子有“礼失而求诸野”的浩叹与慰藉；迄于民国，“翰林失而宁复不可求诸野乎？”
回首1988、1989年间，每与高阳论文议史，他总不免津津乐道着两度前往香港中文大学讲述《红楼梦》研究的情景，更不止数次提及曾应台大某系所教授之邀为学生讲授阴阳五行生克的玄理奥义。一旦问起他对台湾文化界的整体看法，高阳也笃定会摇头恨道：“一言以蔽之：学术界无人堪当大任！”
正缘于幽愤之深，乃成其兴寄之遥。
高阳“以小说治史”的“重塑”企图也就寓藏着益发“悍然其辞”、 “沛然莫之能御”的霸气。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或学者，高阳于“自封野翰林”的笑语谐趣之中，自然可以表示：“鬼驰骛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然而作为一个文人，高阳又势必有“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的惋叹。他既深知天“不”将降学术之大任于仔肩，于独学寡友的孤子旅途之上又常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怆然之憾；而谓“过不了团体生活”云者，而谓“非脱队不可”云者，又岂是等闲自负“不过”者流所能体会的呢？
1989年，高阳应复旦大学之邀，参加了一项名为《第四届港台文学暨海外华文文学学术讨论会》的活动，并转赴浙江杭州祭祖。日后在一篇由他亲笔撰写的《横桥老屋旧址碑记》的文字中，他特别引述前清梁山舟学士书赠高阳十世祖许学范（字希六，号芋园）的联语，曰：
世间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
一生读书、一生著书、一生谈书论书的高阳在1991年初因肺疾送医急救，凡七进七出。我去探访，见他又消瘦了几分，当时他精神尚佳，犹能笔谈，我遂以其新作《水龙吟》之题名请教，询以：“与辛弃疾‘几人真是经纶手’一阕是否有关？”
但见高阳频频蹙眉，未几，即振笔疾书数行示我：“我于《联副》发表之说明汝竟未读耶？”我默然无以应。然而事后我再翻拣庋藏旧报，复向《联副》查证，其实并无彼文。日后闻知高阳出院，渡得一厄，才稍释忐忑。
然而我始终不能明白的是，为什么高阳会记得他发表了一篇其实并未发表的文字？此事直至今年三月下旬方得旁证而解：那是一张某餐馆印制的请帖，下署“高阳”之名，一望而知是寿诞的邀宴，可是日期却早在我收信的前一日已经过了。这样一个对于史事精明审慎的人，珍贵的时间感和因果论在生命的晚期居然就这样随着病痛而崩塌了。
我随手发了一张传真回复，寥语数行，敬请戒烟节酒，然而我亦深知：这是废话；一如高阳那般“圣君、贤相、良将、高僧、名士、美人”的温言善语之于我是一样的，过耳寓目，不必存心而已。
在相交的最后六年中，高阳于我如师、如友，待我如子侄又如朋辈，我何其有幸能承其教、受其责、感悟其情？而这个时代又何其不幸地逐之于前朝、弃之于酒肆、任其自封野翰林？而今逝者已矣！思之不觉涕下。我为高阳悲，亦为高阳所悲者悲。遥想杜少陵“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到今疑。”之句，竟不堪其悲。
[自序]
历史·小说·历史小说——写在《李娃》前面
历史与小说的要求相同，都在求真。但历史所着重的是事实，小说所着重的是情感。记不得什么人说过这样的话：“历史，除了人名地名以外，都是假的；小说除了人名地名以外，都是真的。”对历史学者来说，这话未免过分，不过由这两句话中所显示的强烈的对比，的确可以看出历史与小说在本质上的差异与作为上的冲突——这是我所深切体验过的。
投身于历史的领域中，如果不谈义理，只讲考据，几乎纯然属于一种科学的研究。考据只是发掘事实，阐明事实，重怀疑，更重证据。而小说需要编造“事实”，即所谓“故事的构想”，这是小说作者最起码的一项本领。这个故事在客观的现实中是不是可能发生，不值得太注意；要注意的是，作者是不是能使读者相信在过去、现在或未来中会有这样的故事发生？
因此，历史的考虑与小说的考虑，在我们的思维上构成截然不同的两种状态：实际与空想、谨慎与放纵；只能求一，不可得兼。所谓“大胆的假设”，虽为想象的放纵，但此假设不是凭空的假设，仍需摸索到一点可能性，才有假设出现；同时在“大胆的假设”之后，紧接着的是“小心的求证”，复归于实际与谨慎。而小说不需要求证，小说作者基于生活体验而致全力于假设，一个个不同的假设出现在脑中，经过冲突、修正、发酵、融和而成为完整的故事，所谓“以意为之”，在小说作者是当然之事，而对历史学者来说，就成了一句骂人的话。
对于历史的研究，我只是一个未窥门径的“羊毛”，但我一直对历史具有浓厚的兴趣，并曾以虔敬的心情，徒步去朝拜历史的殿堂；虽不幸半途而废，而如村夫愚妇，朝山进香，在一步一拜的艰难行程中，至少已让我深深体会到已窥奥妙的历史学者的成就，是如何地得来不易，以及朝拜途中，迷失于云山雾罩的人，却自以为见到了缥缈仙山，归来以后，大谈其三千朱阙，十二碧城，是如何地自欺欺人得可笑。
我的无法去追求历史兴趣的满足，是由于我无法舍弃小说的写作。在我着迷于曹雪芹身世考证的时期，对于小说的构想，变得异常低能。胡适之先生的“拿证据来”这句话，支配了我的下意识，以至于变得没有事实的阶石在面前，想象的足步便跨不开去。小说写作是我的志业，既然与考据工作发生了冲突，那么我唯一所能做的事，便是从故纸堆中钻了出来。
不过，放弃历史的研究，并不等于失却历史的兴趣。桓温、唐太家、刘仁轨、范仲淹、戚继光、清世家、胡林翼、喻培伦等等，常会出现在我的脑中。因此，我一直想尝试着写一写历史小说。这是一种想兼得鱼与熊掌的奢望。
这个念头起了已不止一年，我也曾找过许多题材，而终于废然罢手；唯一的症结，仍在历史与小说的性质的基本冲突上面。历史必须求真，是一条绝对的法则；而小说作者对人物的处理，具有完全的自由，也是一条绝对的法则。真人真事，通过小说的技巧，剪裁增删，必非绝对的真；我敢断言，即使是自传体的小说，像《儒林外史》《红楼梦》，与吴敬梓、曹雪芹的真人真事，也是有出入的。
在历史与小说之间，我无法找到两全之道。且让我举个例作具体说明：
我曾见过一段记载，说明太祖第八子——封在长沙的潭王，是陈友谅的儿子。洪武十三年，胡惟庸谋反，潭王牵连在内，夫妇俩焚宫自杀。这个简单的传说，通过小说的手法，可以发展为一个极其壮烈的悲剧，因为明太祖在潭王，一方面是深受养育之恩的皇父，一方面却是杀父辱母的仇人；由复杂的恩怨发展为政治的斗争，终于造成伦常剧变，而且反映了明朝——甚至于中国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明太祖因胡惟庸之反，迁怒而侵夺相权。这是一部所谓大小说的题材，但必为历史学者所严厉指斥，因为没有实在的证据可用以支持我的假设。这就是我所以不敢试写历史小说的最大原因。
然而，我终于要来尝试一下了。
以虚构的人物，纳入历史的背景中，可能是历史研究与小说写作之间的两全之道。欧洲许多小说采用这样的方法，黎东方博士也向我说过这个主张。但是虚构历史上的人物，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历史小说应合乎历史与小说的双重要求，小说中的人物，要求其生动、突出；历史小说中的人物，还得要求他或她能反映时代的特色，武则天是武则天，慈禧是慈禧，她们的不同，不仅仅是服饰的不同。如果在五光十色的历史背景之下，相去千百年的人物，表现了同样的人生哲学、同样的感情状态，乃至于同样的生活习惯，那是件不可思议的事。
由于自知虚构历史人物的不容易，一直不敢轻易动笔。最近承本刊编者的好意，一再鼓励，我决定挑选唐人传奇、元明杂剧中的若干故事，改写成现代形式的长篇小说。第一篇是《李娃》。
《李娃》本于唐朝白行简的《李娃传》，是唐人传奇中的精品。后人根据此故事而制作的剧本，有元朝石君实的《曲江池》及明朝薛近兖的《绣襦记》，李娃称为李亚仙，郑生称为郑元和。
文学批评的书上说：《绣襦记》胜于《曲江池》。以我看，《绣襦记》所描写的也只是明朝的李亚仙和郑元和，不是开元、天宝——唐朝全盛时期的长安名妓李娃和当时全国最有名望的“五姓”之一的荥阳郑生。举个例说，《绣襦记》的曲文“弓鞋裙衬双凤头”“金莲小，香尘无迹”之类，误以为唐朝妇女已经缠足，岂非笑话？
因此，我决定根据白行简的原作改写，完全不受《曲江池》及《绣襦记》的影响。不过，原作的结局，落于俗套，我不能不动一动“手术”。
原作中有许多骤看不可解的地方，要经过考证方能明白。譬如有一段描写类似现在的殡仪馆的“凶肆”的文章：
……生（按：指郑生）怨懑，绝食三日，遘疾甚笃，旬余愈甚，邸主惧其不起，徙之于凶肆之中……后稍愈，杖而能起。由是凶肆日假之，令执穗帷，获其直以自给。累月，渐复壮，每听其哀歌，自叹不及逝者，辄呜咽流涕，不能自止，归则效之；生聪敏者也，无何，曲尽其妙，虽长安无有伦比。
初，二肆之佣凶器者，互争胜负，其东肆，车举皆奇丽，殆不敌，唯哀挽劣焉。其东肆长，知生妙绝，乃醵钱二万，索顾焉。其党耆旧，共较其所能者，阴教生新声，而相赞和，累旬，人莫知之。其二肆长相谓曰：“我欲各阅所佣之器于天门街以较优劣，不胜者罚直五万，以备酒馔之用。可乎？”二肆许诺，乃邀立符契，署以保证，然后阅之。士女大和会，聚至数万。于是里胥告于贼曹，贼曹闻于京尹，四方之士，尽趋赴焉，巷无居人。
由这段叙述中，可知唐朝的葬仪相当隆重，而且出殡时，对挽歌十分重视。但也有许多疑问：第一，出殡时到底有些什么花样，居然可以像现在办商展那样拿出来展览竞争，并且造成万人空巷的盛况？第二，天门街在什么地方？何以能容纳观众数万之多？
现在我先回答第二个问题，据《唐两京城坊考》等书记载，及日本史学家足立喜六及平冈武夫的考证，唐朝的长安城，共有三个城，最北面是宫城；宫城东南西三面，围以皇城；皇城东南西三面围以外城，外城南至曲江为止，共分一百一十坊，东西两市，每坊大小约略相等，成九六比例的长方形。坊与坊之间的大街，南北十一条，东西十四条。南北正中一条干道，由皇城的朱雀门直通外城的明德门，称为朱雀街；街东属万年县治，街西属长安县治，整个长安城的最高地方长官，就是有名的所谓“京兆尹”。
长安城的街道宽度，恐怕是古今中外所无。南北十一条，一律一百步宽；东西十四条则有一百步、六十六步、四十七步三种不同的宽度。唐朝的制度，一里三百六十步，一步五尺，尺有大小，大尺合现在零点三一五七公尺，小尺合零点三零三公尺。就算它是小尺好了，一百步五百尺，就是现在的一五一点五公尺。
由皇城左后方大明宫正门的丹凤门向前延伸，贯穿光宅坊及永昌坊，却为丹凤门大街；自贞观末年起，历朝皇帝都居大明宫，所以又称为天门街。既然宽度达一五一点五公尺之多，容纳数万观众自无问题。
关于唐朝的葬仪，据刘伯骥先生所著《唐朝政教史》引《新唐书》杜佑、李吉甫、白敏中、韦挺等传，以及《通典》《唐语林》等书，列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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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阳笔下，河山大好，人心难测，万事古难全。——鹦鹉史航
高阳的小说我一直看。——张爱玲
他（木心）顶喜欢的台湾作家是高阳，借给我看，杨乃武小白菜之类。我读了说好，他很开心。——陈丹青
高阳的成就当世无双，甚至难以找到继承人。——华语小说家张大春
高阳是一流的历史小说家。——金庸
高阳的书，我是见一本买一本，买一本读一本。——二月河
文章憎命达，诗酒风流李太白；才学著书多，古今殷鉴罗贯中。——友人挽联
有井水处有金庸，有村镇处有高阳。——华人小说界公认说法
历史小说至高阳，正如武侠小说至金庸，再不会有人逾越了。——金庸江湖网刘国重
高阳的文风温和细腻，徐徐道来，有贵族气象。——豆瓣阅读作者和菜头
高阳尤其擅长的是清史，在他所有的历史小说中，写清代的几乎篇篇精彩绝伦，与历史的真实面目贴近。——《新京报》
写人情，高阳写出了怨而不怒，冷静客观的气质；写斗争，高阳切中了权力欲望对人性的腐蚀；写风格，高阳更为读者勾绘出一幅绚丽壮阔、气质非凡的景致，堪称一部民俗变迁史。然而，高阳的作品不仅在质上获得了肯定，产量更是惊人。——作家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