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昌武，男，1937年生。辽宁营口人。1961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南开大学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曾任日本神户大学、韩国岭南大学客座教授，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外国人研究员。主攻隋唐五代文学、佛教文学；著有《柳宗元传论》、《唐代古文运动通论》、《佛教与中国文学》等；译作有《中国的神话传说和古小说》等。

   佛教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不只表现在信仰、观念等表面,更及于思想、感情和思维方式的深层,还关系到人生观、生活方式等现实层面。不了解佛教,不探讨佛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就不能认识和评价中国文学的历史。本书共分四章，分别为“汉译佛典及其文学价值”、“佛教与中国文人”、“佛教与中国文学创作”、“佛教与中国文学思想”。作者从这四个方面对佛教影响中国文学的情况作了一个简要的描述。

三、小说

鲁迅先生在《古小说钩沉序》中说：“大共琐语支言，史官末学，神鬼精物，数术波流；真人福地，神仙之中驷，幽验冥征，释氏之下乘。人间小书，致远恐泥，而洪笔晚起，此其权舆。”《鲁迅全集》第10卷，第3页。这就把佛家“幽验冥征”故事，看做是中国早期小说的萌芽形态的一种。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一再指出佛教对于中国小说发展的影响。如谈到“六朝之鬼神志怪书”，曾谓：“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其书有出于文人者，有出于教徒者。”《中国小说史略》第五篇《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上）》，《鲁迅全集》第9卷，第43页。他还特别论及“释氏辅教之书”。谈到唐传奇，他一方面指明其“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与昔之传鬼神明因果而外无他意者，甚异其趣”，但同时又指出其“出于志怪”，有“谈祸福以寓惩劝”的内容《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唐之传奇文(上）》，《鲁迅全集》第9卷，第70—71页。。后面讲到宋话本，讲到明神魔小说、人情小说，讲《红楼梦》，也一再言及与佛教的关系。佛教思想观念相当普遍地表现在各种类型的小说之中，佛典的思维方式和表现方法更深刻影响到中国小说素材的选择、人物的塑造、情节构思与安排、语言运用等艺术技巧方面。在各种文学样式中，小说的发展与佛教的关系显得特别密切。

造成这种密切的关联，也有一定的原因。一是中国的小说作为一种文学样式一直是比较接近民众的。宋、元以后的长篇、短篇小说创作与民间说唱文学有密切关系，就是早期文人创作的志怪和传奇也多取自民间传说。小说的流传面与接受者较正统的诗文也更偏向社会下层民众。而小说的出现与发展，又恰值佛教传入中土之后。佛教的传播，从一开始又是很重视一般民众的。在中国，民间佛教有其独特内容，关于六道轮回、因果报应等等教义，以粗俗、幼稚但却又富于形象的感性形式流传于民间，并被纳入民间文学艺术之中。这样，民间佛教信仰和佛教观念就很容易与小说结合起来。二是佛典中的许多故事与写法，很容易供小说创作做借鉴。在中国译经历史上，譬喻经典是最早传译并广受人们欢迎的一个部分。后来佛传、本生故事也被广泛介绍。这些经典都具有叙事文学的性格。在中国的佛教宣传中，也注意利用文学形式。从讲经发展出变文，形成了独创的叙事文学样式。变文直接影响到宋人说话。宋话本的“说经”、“说参请”就是从佛教徒的讲经宣传中衍变来的。所以从佛典到中国僧侣宣传佛教的讲经、转变等等，给中国小说提供了不少故事、情节，也提供了许多表现技巧。第三，从中国传统学术的儒学看，一直重义理、重实际，“子不语怪、力、乱、神”，这对像小说这样需要高度想象的艺术形式的发展是一种束缚，特别是限制了小说中那些超现实的艺术表现。正因此在中国，小说一直被大部分士大夫视为“荒诞无稽”之言而受到排斥。而佛教富于玄想和夸张，又注重利用形象，与小说的构思与表现正有相近的地方。由于以上种种原因，使得中国小说中佛教的影响特别广泛而深刻。而中国小说在向民众灌输佛教信仰和佛教观念方面也起了特殊重要的作用。中国民间关于轮回、关于报应、关于地狱天堂、菩萨、鬼神的许多认识，往往并不是直接来自佛典，而是得自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戏曲和讲唱文学的。

佛教之影响于小说，一方面在思想内容，另一方面在艺术构思以及表现方法。首先看前一方面。

前言1

第一章汉译佛典及其文学价值

一、佛典的文学性质

二、佛典翻译与译经文体

三、佛典的文学表现

第二章佛教与中国文人

一、两晋南北朝的佛教与文人

二、隋唐五代的佛教与文人

三、宋代至晚清的佛教与文人

第三章佛教与中国文学创作

一、散文

二、诗歌

三、小说

四、戏曲

五、俗讲与变文

六、宝卷

第四章佛教与中国文学思想

一、六朝佛教义学与文学创作新观念

二、言、意关系问题

三、“境界”理论

四、以禅喻诗

1988年版后记

2007年版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