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研究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学者大多认为，政治行为常常服务于经济利益，或者说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然而，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并非是单向的。《资本之城：英国金融革命中的政治与市场（引进版）》作者布鲁斯·G.卡拉瑟斯就看到了政治与冲突对经济制度的影响，阐发了其对国家与社会发展的重要价值。
　　卡拉瑟斯将目光投向了斯图亚特王朝后期的英格兰。这一时期见证了议会权力的扩张，以及议会中辉格党与托利党这两大重要的政党的形成。与此同时，一个有序集中的资本市场正在迅速崛起。书中详细考察了英格兰银行、东印度公司与南海公司三大历史上声名显赫的股份公司成立与运营的党派背景，深入分析了股票市场上个人投资者的交易行为，旨在从组织与个体层面阐明政治力量如何塑造出一个竞争激烈、富有效率的资本市场。书中所介绍的诸多历史事件，读来引人人胜，颇具启发意义。

　　《资本之城：英国金融革命中的政治与市场（引进版）》：
　　新经济制度学派——一个已经被贴上标签的群体（Eggertsson，1990）一指出，许多市场并不具备完善的合同法、宝贵的信息或可以强制执行的私人产权。交易成本通常很高。这对交易人的行为方式产生了影响，因为理性的交易人会考虑诸多问题：合同可能不具备绝对的法律约束力，获取的信息可能不全面、不准确或不对称，或者拥有的只是部分产权或被弱化的产权。制度学派还指出，构建市场框架本身就是一项耗费巨大的工作。如果要强制执行合同，保护财产权利，就必须耗费资源。因此，对成本效益的考量在驱动市场行为的同时也制约了市场框架的建立。比方说，如果获取信息的成本过高，那么一些非理性的行为可能会减少。由于预见与填补所有法律漏洞的代价过于高昂，因此一些合同并不完善。合同条款的模棱两可也许存在最优性。如果明晰个人产权的花费过高，那么保留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也不失为一种理性行为。制度学派利用经济学分析工具可以对合同、信息与产权的不同特征加以解释。
　　道格拉斯-诺斯（1981，1990）提醒，市场框架的效率理论可能过于简单，产权低效现象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如果高效的产权制度可以将低效的产权制度赶出历史舞台，后者又如何能存在如此之久？诺斯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考虑了国家在明确与强制执行产权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由于涉及国家（及其对财政收入的诉求），影响产权的因素变得更加复杂。市场力量不再是推动公共产权向私人产权转变的唯一因素。
　　按照诺斯与温加斯特（1989）、诺斯（1991，1990）、列维（1988）及鲁特（1994）的观点，17世纪晚期英国发生的政治事件在改善公共财政状况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制度转变带来的最主要的影响是完善了公共债权人享有的产权，促使更多的人向政府提供贷款。诺斯与温加斯特重点关注了光荣革命期间发生的事件。光荣革命改变了君主与议会之间形成的力量均势。公共财政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政治权力的转移。
　　通过对比现代英国早期与法国，玛格利特·列维指出，相较于议会这样的代议制机构，英国王国政府处于弱势地位，这种情形最终为英国带来了更高的财政收入。王国政府不得不对自己的选民做出让步，赋予他们在确立公共收支方面更大的话语权。国民容忍更高的税负以换取对政府支出更大的控制权，公共财政参与度的提升减轻了国民对财政措施的抵制情绪。阻力越小意味着攫取收入越容易，因此净收入（收入总额减去相关成本）就越高。总的来说，列维认为，略显讽刺的是，君主的弱势地位（相较于议会或其他代议制机构）却提升了国家的财政实力。
　　诺斯与温加斯特对英国公共财政进行了更为详细的分析。他们认为市场与经济发展以法律规定为支撑，并强调了让政府切实遵守那些规定的具体方式。作为产权制度的建立者与维系者，政府很容易为了自身利益改变或违反相关规定政府可能会不遵守与选民订立的协议，或不兑现许下的承诺。政府是否这样做取决于所面临的诱因，这些诱因与政治制度息息相关。
　　光荣革命带来的制度变化使得英国政府做出的承诺更为可信。光荣革命前，由于国王违约的可能性很大，放款人的财富面临充公的风险，因而公共债权人要求支付高昂的利息作为补偿。~君主权力不受法律制约，债权人无法诉诸正常的法律渠道，收回钱款的希望极为渺茫。不过在1688年至1689年之后，政府承诺的可信度提升，借款给政府的风险降低。这意味着王国政府可以以更低的利率借到更多的钱款。制度变化让潜在放款人更愿意向政府提供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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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致谢
第一章 引言
第二章 1672年至1712年的英国政治
第三章 金融与国家形成
第四章 比较视角下的英国
第五章 金融产权与国家
第六章 政治与股份公
第七章 伦敦股票市场上的交易
第八章 政府债券与政治关联
附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