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罗莎跟随丈夫来到他生活的小村庄，恰逢希特勒需要食物试毒者，以防止被谋害。在村长的推荐下，她成为了十多个食物试毒者中的一名。在封闭的环境和狱卒的监视下，十名年轻女子形成了联盟，秘密契约和友谊交织在一起。
作者由希特勒的最后一位试毒员玛格特·沃尔克的真实故事得到启发，讲述了一个女人一生的故事。她用有力的笔触探寻了人类灵魂的复杂性，一段暴力又脆弱的历史，以及人在强压下强烈的求生欲望。
第一章
我们一次进去一个。在走廊里站着等了几小时之后，我们都需要坐下来歇一歇。房间很大，四周是白色的墙壁。房间中央的长木桌上已经摆放好了餐具。看守们示意我们坐下。
我正襟危坐，双手交叉着放在腹部。我的面前摆着一只白色的瓷餐盘。我饿了。
其他的女人也都无声地坐下了。我们一共十个人。有几个妇人文雅地坐得笔直，头发束在发髻里。还有的四处张望着。我对面坐着的女孩脸蛋软软的，美中不足的是有一只酒糟鼻。她用牙齿啃下手指上的死皮，用门牙不停地咬着。她也很饿。
上午十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很饿了，这和乡下的空气或长途跋涉无关。这是因为我们胃上的那个空洞让人感到害怕。这是长年累月堆积起来的饥饿和害怕。当食物的香气钻进鼻子里时，我的心跳突突地直蹿到太阳穴，口水一下子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我瞥了一眼那个酒糟鼻子女孩。看来她和我一样。
四季豆里拌着黄油，我上一次吃到黄油还是在我的婚礼上。烤过的果椒的香味不停地挠动着我的鼻子，我的盘子已经装不下
了，但我还是没有叫停盛菜的人。而我对面女孩的餐盘里是米饭和青豆。
“开吃吧。”屋子角落里的一个声音说道，那语气听起来与其说是命令，倒不如说是邀请。他们从我们的眼神中看到了渴望。我们松了口气，呼吸也加快了。但我们一开始还是很犹豫。还没有人说祝我们有个好胃口，也许我本可以站起来说一句“感恩”，感恩今早的母鸡们如此慷慨，虽然我今天吃一个鸡蛋就够了。
我又数了一下人数。我们一共十个人，这不是最后的晚餐。
“快吃！”角落里又传来了声音。我已经吸了一根四季豆到嘴里，我感到血液在我身体的每个角落流动，从发根直到脚趾，我的心跳逐渐放缓。怎么会有食堂为我准备饭菜呢——那甜甜的果椒——这样给我准备的一个食堂，一张连桌布也没有的长木桌，亚琛1产的瓷盘和十个女人，如果我们戴着面纱，那看起来就会像十个在修道院饭厅发誓噤言的修女。
一开始我们只是抿几口，好像我们根本没有收到要全部咽下去的命令一样，好像我们可以拒绝吃一样。这些食物，这顿饭本不该由我们吃下去，只是碰巧罢了，我们碰巧有资格来到他们的餐厅。食物顺着我的食道滑落，最后着陆在我胃里的那个空洞上，但是空洞被填得越满，欲望就越大，我们渐渐地攥紧了手中的刀叉。苹果派的美妙滋味让我几乎热泪盈眶，我每一口都是越吃越多，简直是狼吞虎咽，最后不得不在敌人的注视下把头朝后仰，好把东西咽下去喘口气。
我妈妈曾经说过，吃饭是在和死亡做斗争。她告诉我这句箴言的时候，希特勒还没有上台，我还在柏林布劳恩斯德盖斯10 号上小学，那是个没有希特勒的时代。她在我的围裙上别了个别针，一边把书包递给我，一边警告我吃午饭时要注意，千万不要噎着。在家时我有一个坏习惯，吃饭时叽叽喳喳讲个不停，就算嘴里塞满了吃的，我也照说不误。妈妈一数落我这个毛病，我就被她恨铁不成钢的语气和她的死亡威胁式教育方式逗得哈哈大笑，一时间真的喘不过气来了。好像每一个为了生存所做的举动都可能让我们走向死亡：活着就很危险；整个世界更是危机四伏。
我们吃完后，两个党卫军朝我们走过来，我左边的那个女人站了起来。
“坐下！在你的位置上坐好！”
他们还没过去按她坐下，那个女人就自觉地迅速坐下了。一绺头发从她绑着的麻花辫上的发夹里松散下来，轻轻地晃动着。
“谁许你们站起来的？新的命令下来前都给我好好地在桌边待着。不许讲话。如果食物有毒的话，毒素很快就会进入你们的血液。”一名党卫军朝我们一个一个地看过去，应该是为了观察我们的反应。我们大气也不敢出。接着他转向之前站起来的那个女人： 她身穿一件巴伐利亚紧身裙，也许她备受敬重。“别担心，只需要等一个小时就好，”他对她说道，“一小时之后你们就都自由了。”
“或者死了。”他的一个同事补充道。
我感到心头一紧。那个有酒糟鼻的女孩双手捂住脸压抑着抽泣声。“别哭了。”她边上一个棕色头发的女人说道。但是好几个女人都哭了起来，也许这是一种消化反应，就像吃饱了的鳄鱼会流泪一样。
我压低声音问道：“我可以问一下您叫什么名字吗？”酒糟鼻女孩没有反应过来我在问她。我伸出手，碰了碰她的手腕，她的手弹开了，闷闷地看着我。“你叫什么名字？”我又问了她一遍。女孩转过头看了看党卫军站着的角落，一时间不知道在没有允许的情况下她能不能讲话。看守们都心不在焉，快中午了，他们也都有气无力的。也许是估摸着不会被发现，她终于轻轻地告诉我：“莱妮，莱妮·温特？”她说得像个疑问句，但这就是她的名字。“莱妮，我叫罗莎。”我告诉她，“放心吧，过一会儿我们就能回家了。”
莱妮应该还只是个小姑娘，从她胖乎乎的手指上可以看出来；她应该没有在干草房被人碰过，就算在秋收后的农闲时也没有。
1938年，在我的弟弟弗朗茨离开之后，格雷戈尔把我带去格罗斯-帕特斯奇见他的父母。“你会喜欢他们的。”他对我说道。他很是为能征服自己从柏林来的秘书而骄傲，我们就像电影里演的一样订了婚。
坐在摩托车副座上的那段旅程很棒，就像歌曲中唱的那样：“我们骑马向东行。”各地的喇叭都播放着这首歌，而且不仅仅在4月20 号放这首歌。每天都是希特勒的生日。
那是我第一次坐渡轮，也是我第一次和一个男人出远门。赫塔把我安排在她儿子的房间里，然后把格雷戈尔赶去阁楼睡觉。但是当他的父母都睡熟之后，格雷戈尔打开了我的房门，钻进了我的被窝里。“不，”我小声地说，“别在这儿。”“那去干草房。”我睡眼惺忪。“不行，被你妈妈发现了怎么办？”
我们还从未做过爱。我之前也从未和任何人做过爱。
格雷戈尔的双手缓缓地抚过我的嘴唇，他先是沿着我嘴唇边缘滑了一圈，然后手指慢慢用力，摸到了我的牙齿，他的两根手指伸进了我的嘴巴。我的舌头感觉它们干干的。只要我想，我就可以收紧牙关咬伤他。格雷戈尔显然根本没有想过这种可能性。他总是信任我。
那个晚上我没有再坚持，我上了阁楼，自己打开了门。格雷戈尔睡着了。我将我的双唇贴上他的，交换着我们的气息，终于将他弄醒了。“你想知道我梦里的味道吗？”他朝我微笑道。我把一根手指塞进他的嘴里，然后加到了三根，我感到他的嘴巴被慢慢撑大，我的手指被他的口水浸湿了。这就是爱：不会咬伤人的嘴巴， 或者是背叛来临时的撕咬，就像反抗主人的狗一样。
在回家的旅途中，有一次他用手抓住了我的后颈，我那时候戴着一串红色石头制成的项链。当时不是在他父母家的干草房里，而是在一间没有舷窗的小屋里。
“我得出去。”莱妮喃喃道。只有我听见了。
莱妮身边棕色头发的女人颧骨很突出，头发光亮，眼神没有一丝闪烁。
“嘘。”我安慰地搓了搓莱妮的手腕，这次莱妮没有躲开，“只剩二十分钟我们就能出去了。就快结束了。”
“我必须得出去。”她坚持着。
棕色头发的女人这次瞪了莱妮一眼，怒道：“你还真不知道保持安静啊？”
“你干什么呀？”我几乎失声叫道。
党卫军扭头朝我们这儿看：“发生什么了？”
所有女人都朝我们这边看过来。
“求您了。”莱妮说着。
一个党卫军走过来，拉起莱妮的一只胳膊在她耳边说了句什么，我听不到他说话的内容，但是他揉搓着莱妮的脸，把她的脸都弄变形了。
“你不舒服吗？”另一个看守问道。
那个穿着巴伐利亚紧身裙的妇人又一次从椅子上跳起来：“是毒药！”
其他人也纷纷起身，莱妮犯了一阵恶心，那个在她面前的党卫军急忙避开，莱妮吐了一地。
看守们连忙跑出去找厨师质询，元首说得一点没错，英国人想要毒死他。女人们互相抱着慰藉，有几个对着墙抽泣，棕色头发的女人双手叉腰在房间里前后踱步，鼻子里不停地发出一种怪声音。我走到莱妮身边，扶起她的额头。
有的女人开始用手托着肚子，不是因为肚子疼，只是饿了太久，一下子吃饱了不适应。
他们把我们留在食堂里几个小时。地板已经用报纸和一块又湿又厚的抹布清理干净了，只有空气中还漂浮着呕吐物的味道。莱妮没有死，她只是不断地颤抖。渐渐地她靠着餐桌睡着了，她的脸枕着胳膊，手还被我握着。她还是一个小孩子啊。我感觉到我的胃里也一阵翻江倒海，但是我太累了，累到都没有力气再去感受不安。格雷戈尔已经应征入伍了。
他不是纳粹，我们从来都不是纳粹。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就一点也不愿意加入德国少女联盟，我不喜欢在白衬衫高领下飘动着的黑色围领巾。我从来不是一个好德国人。
当我们消化着食物，渐渐对时间没了概念的时候，警报声又响了起来，看守们过来叫醒了莱妮，让我们排队上车回家。我的胃不再翻腾：它刚才很是忙碌了一阵。我的身体吸收了元首的食物，元首的食物在我的血液里循环。希特勒安全了。而我又一次感到了饥饿。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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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与伦比的写作，璀璨惊艳的天赋，引人入胜，精彩纷呈……故事中只用一个手势，就能完美地表达出愧疚，羞耻，爱与悔恨的感觉。罗塞拉日后必将大放异彩。”
——《纽约时报书评》（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这本书——讲述了爱，饥饿，救赎和悔恨——最终会深深烙印在你的心上。”
——《嘉人》（Marie Claire (Italy)）
“全世界每一位读者都会沉浸在这本书中，一颗心悬在喉咙里，每一秒都感同身受，直到最后的华彩一章。”
——《女性》（Io Do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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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利场》（Vanity Fair(Ita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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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nione Sar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