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氏兄弟（为天下人布芳馨）/百年中国记忆·实业巨子》：
荣家经营纺织和制粉企业六十年
李国伟
一
我开始参加荣家在汉口所办的福新企业组织，是在1918年。我原在唐山工学院学土木工程，毕业后，到陇海铁路任徐州分段的副工程师，后调陇海总工程局设计工程司。那时第一次欧战告终，英美帝国主义国家暂时放松了远东市场，还没有卷土重来。日帝乘战事机会，蓄意攫取东方霸权，而限于国力和机器设备的生产赶不上它国内的需求，一时还不能高速拓展。这样，就为中国民族工业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我国国内很多纺织和制粉工厂都是在这个时期创立的。无锡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在上海和无锡从事纺织和制粉事业，到那时已有将近20年的历史，且正在逐步向高峰发展：纺织工业方面，上海有申新一厂和二厂，还有第三厂设在无锡；制粉工业方面，上海已有福新一厂至四厂；此外，茂新还有三个厂，分设在无锡。荣家企业的轮廓，已大体形成，基础亦渐趋稳固。
汉口为长江中游汉水、湘江流域和豫省漯河以南等地区粮食的集中地，每年约有三四百万担的小麦在那里集中。那时荣家的事业还没有推广到汉口，当地有金龙、和丰、裕隆三家面粉厂，每日生产能力为12000包（每包49磅）；每年尚有200余万担的小麦运往长江下游，供应芜湖、南京、镇江、无锡、上海等地的面粉厂。因此，在汉口设厂不愁原料缺乏，福新五厂就是以这个有利条件为基础而从事计划设立的。这厂自1918年秋天开始筹备，到1919年10月全部完成，开工出粉，每日产量为6000包，此后逐渐加增为1.2万包。汉口申新四厂是1921年4月开始筹备的，其创设动机，原是为了供应福新粉厂袋布需要，求取自给自足。1922年2月开工，最初装置纱锭1.47万余枚，其后陆续增添设备，到抗战前夕，共有纱锭5万枚、布机1000台和日产2000匹的漂染整理机器全套。
在旧时代从事企业的人，对于用人方面，总是尽量采取保守态度，不是素所深知的人，不肯轻于托付重任，因此往往容易形成非亲即友的局面，从而也难于吸取社会上一般的人才；荣家资本集团自然也不能例外。荣德生在他的《乐农自订行年纪事》里面，似乎以“昔年老友，都为经理”而感到自豪，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荣家企业里面的上层组织，是建筑在这个基础上面的。我是德生的长婿，所以在他和宗敬的敦劝和支持下，我放弃了我铁路工程师的地位，改行来办理工厂。我开始参加荣家的企业，是做汉口福新第五面粉公司的协理兼总工程师，后来申新四厂开办，我兼管两厂。那时任两厂经理的荣月泉，是宗敬、德生的族兄，其后他年老退休，我继任两厂的经理。
我是学土木工程的，对于纺织和制粉工业原是外行，而我从开始参加企业，所接受的任务，便是负责全部工程和装机计划；两厂开工之后，工务推进，也由我负领导的责任。我只好摸索前进，虽然后来得到一些知识和经验，但是走的弯路也很多。有些同事批评我，说是“拆拆装装，枉费许多人力物力”，我是应该竭诚接受的。工厂创办初期，还是沿袭着工头和粉师的陈旧制度，机器运转和工人进退由其把持，工人群众受着双重的剥削，封建把头的声势和气焰，更是日甚一日。厂方主持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既没有勇气也没有力量来彻底铲除这个根深蒂固的封建把头恶势力，有时还利用这种恶势力，与它勾结着，来加强对于职工群众的剥削。其后由于产量日落，无法与外界竞争，而从剥削方面来讲，工头和资本主之间，也根本存在着利害的冲突。以此，我们逐渐使用专科毕业生来管理车间，革除了工头制度，提高了生产，机器保全也获得了相当的保障。
我们汉口的申新四厂、福新五厂自抗战内迁，申新扩建为汉口、宝鸡、重庆、成都各厂，共四个厂，附有宝鸡的一个铁工厂；福新扩展为汉口、宝鸡、重庆、天水、广州各厂，共五个厂；又从而推广附属企业，在成都、上海办了两个建成面粉厂，在宝鸡、上海办了两个宏文造纸厂，在重庆标买了国民党政府的军纺厂（原是汉口日商泰安纺织厂的机器），改名为渝新纺织厂。
关于茂、福、申新各厂的发展过程，主管机关已在汇编历史资料，说明社会经济的演变过程，我今不再作冗长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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