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历史沿革
在中国教育历史长河中,有关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研究与实践由来已久。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陆续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将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推动了高等学校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和培养实践,逐步推行并完善了“点面结合”的培养方式:“面”是广大大学生,“点”是拔尖创新人才。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要全方位谋划基础学科人才培养,科学确定人才培养规模,优化结构布局,在选拔、培养、评价、使用、保障等方面进行体系化、链条式设计,大力培养造就一大批国家创新发展急需的基础研究人才。随着“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简称“珠峰计划”)和“中学生科技创新后备人才培养计划”(简称“英才计划”)等人才培养方案的实施,越来越多的高校认识到拔尖创新人才的重要性,并意识到这类人才需在具备扎实专业基础知识的同时,兼具宽广的国际视野、创新的思维方式、良好的合作素养和实践开拓能力——知识、能力、素质相互协调,共同发展。因此,建立高质量创新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已成为我国建设教育强国的关键路径之一。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又应如何延续并实现“拔尖计划”长效发展?若想厘清这些问题,首先要了解我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历史背景及其沿袭与变革。
1.1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背景
到底什么是拔尖创新人才?拔尖创新人才需要具备哪些能力和素养?关于这些问题,学界已展开多年讨论,专家学者各抒己见。有些学者将拔尖创新人才界定为在智力、创造力、艺术、体育或其他特殊领域具有卓越成就和能力的个体 他们在知识文化上具有较高水平,在思维创造上具有独到见解,在领导能力上具有卓越水平,同时在某一特定学术领域或自身专业方面具有过硬本领(倪庚等,2023)。有些学者则强调:拔尖创新人才不仅要有知识,更要有文化;不仅要有智慧,更要有责任,有良好的道德修养,有高尚境界,有综合能力(包括跨文化交流能力、知识获取能力、发现及解决问题的能力、独立思考能力、质疑批判能力、知识综合运用能力等),有宽阔视野,能够与国际化发展相接轨,能够参与到全球化的合作与竞争当中。仲伟合强调(2013:98),“社会对拔尖创新人才的需求应该是多样化、多层次的,既可是学术型人才,也可以是复合型、应用型人才,既需要培养理工科类的拔尖创新人才,也需要培养人文社会科学的拔尖创新人才”。根据当今社会形势发展的需要,我们应该培养多元化人才来满足不同层次的国家发展需求(高姝,2018)。综合上述研究结果,钟秉林等(2023)提出了拔尖创新人才应具备的四个维度的能力,即智力水平、创新性、综合素质和家国情怀。具体而言,突出的智力水平体现在优异的学业表现方面;创新性潜质是发挥人才优势效能和提高创新能力的关键;综合素质表现为在德智体美劳方面的发展和强烈的求知欲、好奇心、成就动机、心理韧性等;强烈的家国情怀体现为坚定的学科志向和为人类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理想抱负。
复杂的国际博弈需要具备上述优秀品质的拔尖创新人才。我国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早在20世纪中后期就已经拉开帷幕。20世纪90年代,在科教兴国战略背景下,我国开始加强基础学科领域拔尖创新人才培养。1991年,教育部选择了一批代表我国先进水平的、在国内具有重要影响和起骨干带头作用的数学和自然科学一级学科专业点,先后分五批建立了106个“国家理科基础科学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基地”,开始进行基础学科领域的高层次人才培养(王新凤、钟秉林,2023)。2003年12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会上明确提出要“大力开发人才资源,走人才强国之路”,“以培养造就高层次人才带动整个人才队伍建设,促进各级各类人才协调发展”,“要把人才作为推进事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努力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中国政府网,2003)。这是新时代对我国战略发展提出的必然要求和挑战,也为新形势下我国的人才工作指出了前进方向和道路。
为了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回应高校亟须解决的“钱学森之间”,教育部联合中组部、财政部于2009年启动了“一拔尖、四卓越”的“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即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卓越工程师、卓越医生、卓越农林人才、卓越法律人才,同时推进相关学校进行教学改革,调整课程设置,目的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使之成为相关基础学科领域的领军人物,并逐步跻身国际一流科学家队伍。2011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国内17所顶尖高校在数学、物理、化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生物五个基础学科领域率先进行试点,力求在创新人才培养方面有所突破(王新凤、钟秉林,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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