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到深处更知香》：
“你是元宵节晚在潮安县城的祖屋出生的，那晚，你爸爸在《辞海》里给你找到这个名字。”这是我上小学时母亲告诉我的。那时候，父亲已离家很久，我对他毫无印象，但家里保存有一张他和我两位表舅的合影，我在那张照片上第一次认识我的父亲，以后我关于父亲的各种想象，都是从那张照片上生发出来的。
由于父亲在我很小时候就离开家，我的童年几乎没有一事是与他有关的，只是在学校发给我的家庭报告书上还写着他的名字，所以我知道他的名字叫饶东。据母亲说，父亲在家时很爱我的，还常常教我念抗日的儿歌，而我自己却什么也记不起，因而父亲对我的爱始终是抽象的。
母亲是深爱我的，虽然我和她在一起生活的时间也不多。母亲是个知识女性，抗战时，她在曲江一带工作，我们聚少离多，在我童年时代，就有许多和母亲离别的记忆，它们埋藏在我的心里，所以我并不像一般同龄的孩子那么快乐。
抗日战争爆发前，母亲是潮安县第四女子小学的校长。抗日战争爆发后，潮州城沦陷，那时，母亲正怀着我弟弟，父亲在这之前已投身抗日运动，她带着我和一个保姆随外祖父母乘船沿着韩江逃难，到外祖父的家乡潮安县归湖乡溪口村。外祖父母溪口的祖屋叫敦本堂。在我的印象里，祖屋好大，有上下两进，中间是天井，两边还有东厢房、西厢房，进门有一个很大的水泥外院，屋后还有一个面积不小的后园，后园里有一株无叶兰树，树身极粗，枝叶扶疏，每年无叶兰开花的时候，后园里到处是花香。我在那里生活了近八个年头，我的童年时代都是在敦本堂度过的，至今，它依然是一个令我魂牵梦萦的地方。
我们刚刚逃难到溪口不久，弟弟就出生了。按当地的风俗，嫁出的姑娘不能在本村生小孩，所以外祖父托人在邻近的官湖村租了一间屋子给母亲住，我则留在溪口跟外祖母，由保姆李婶照料我的生活，隔两天李婶就带我到官湖村探望母亲一次。弟弟出生后半年，母亲就离开我们，参加抗日宣传队。外祖母托亲戚从河对面的潭头村请来一个奶妈，奶妈身体健康，对弟弟很好，加上照料得法，弟弟长得很快，壮大异常。而我则体弱多病，同健康肥胖的弟弟相比，跑步、力气都不如他。四五岁光景，家里的长辈开始教我认字，读《唐诗三百首》，因为我认字认得多，又能背诵不少诗词，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也能整首背下来，虽然身体瘦弱，却深得外祖父母的喜爱。
抗日战争期间，敦本堂内有六个孩子，除我和弟弟外，还有姨妈、舅父的两个表哥和两个表姐。大表姐大我们很多，当时已是中学生，二表姐和两个表哥是小学生，他们都待我极好。我们常常在一起“演戏”，大表姐聪明、活泼，是我们这一小队人的“领袖”，通常是她编一个抗日的故事，然后分配角色给我们，由她当“导演”，组织我们排练，在周末的晚上演出，演出时家里的长辈都是我们的观众。外祖父是一位古学很深而又开明的教师，他性格开朗，风趣幽默，富于激情。时逢抗战，他常为我们讲解陆游、辛弃疾的爱国诗篇，他自己写的诗词，也充满爱国心和救世思想。平时在家，他批改学生习作，看到写得好的文章，就兴致勃勃地念给我们听，如果我们中有谁写出好文章，他老人家就更开心，还亲自写字帖奖励我们。每年寒暑假，外祖父会带领我们外出郊游，多数是去爬山，有时也到邻近的村庄做客，在路上，面对大自然的风光，他就给我们讲解或让我们背诵古代的诗词名句、名篇。外祖母出身读书人家，自幼受诗书礼乐的熏陶，为人宽容、大度，而且十分勤劳。她常领着我们在后园的菜地上劳动，还教表姐和我做手工，缝制小枕头、绣小手帕等。每年春节，外祖母总要想方设法给我们每个人缝一套新衣服，战争期间，买不到鞋子，她就从箱子里找出一些碎布，用旧鞋的鞋底，给我们做各种各样的布鞋，女孩子的是用花布做的，男孩子的是用纯白或条纹布做的，款式差不多，我们就穿这种自制的“经济鞋”上学，在操场上打球、跳绳、踢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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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就在工作非常繁忙的时候，我都没有间断过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尤其是那些经典的文学作品，我曾多次反复地品读，每次都有新的惊喜。事实上，文学已经跟我的生命、我的精神融为一体。
——饶芃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