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水流年，家乡味道》：
中国年，最讲究一个“吃”字。人的口味是有记忆的，小时候喜欢吃什么，长大了还是喜欢吃什么，很难改变。在湖南老家过年，一饱口福，解馋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在湖南乡下，餐桌上那坨黄澄澄、香喷喷、软绵绵的油豆腐就是其中之一。
与油豆腐相对的是水豆腐，水豆腐是我们平时在饭店里吃的那种雪白的豆腐，故乡的油豆腐是拿水豆腐放进油锅中炸出来的，外面的皮金黄结实，里面中空雪白。水豆腐全国各地都有，但奇怪的是，无论是北方的北京、天津，还是南方的广州、深圳，这些地方的水豆腐都炸不出老家的那种油豆腐来——我曾经做过很多次尝试，都功亏一篑。这就使得老家的油豆腐成为记忆中的唯一——不是我一个人有这样一种稀奇古怪的认知，离乡背井、在外打拼的老乡，都认同我的这种说法想法。
豆腐都是豆子做的。不佩服都不行，在漫长的生活摸索中，勤劳的中国人民，将豆子演绎出五花八门的各种吃法，让人叹为观止，臣服其智慧。
豆子还在生长，没有熟透，人们就从地里摘回三五把毛豆，皮也不剥，放进锅里，倒上半锅水，抓一把食盐，放六七只干辣椒，生了柴火就煮。水开后，再烧二十分钟，捞出来，就可以吃了。父亲沽二两米酒，边剥毛豆边喝，那味儿比用花生米下酒强。这是农村一家之主的男人在那段艰苦岁月，经历了一天辛苦劳作后，仅次于搂着媳妇上床睡觉的生活盼头。这种吃法，叫煮毛豆。
黄豆（也有土生土长的黑豆，黑豆更香，但颗粒小，产量低，现在很少见了）在七八月成熟。一家人清早出门，到地里收割豆子。割完后，连秆一起挑回来，摊在屋前屋后的晒谷坪上，上午晒，下午就干了。在烈日暴晒下，饱满的豆荚接二连三地爆裂，发出清脆的声音，浑圆的豆子滚满晒谷坪。把豆子扫到一起，装进箩筐，挑回家，放进储物柜，大人心里就踏实多了。一个夏天，往往一家收获的豆子，都在百斤以上，除了安排老人或者小孩一颗一颗地挑出三五斤又大又圆的用于来年做种，剩下的，就可以放心大胆地编排各种吃法了。
农家过日子，要的是细水长流，以温饱为追求目标的当年尤其如此。如何计划地分配使用那些豆子，很体现女主人的聪明才智。把日子过得井井有条的女人，往往把豆子分成四份：一份卖了换钱，用来补贴家用；一份做成豆豉，腌在坛子里，用来调味；一份准备留到过年；一份作为平时改善生活用。
豆子收回来那些天，为犒劳孩子们帮忙，母亲抓出两三把，放进锅里，生火爆炒，十来分钟后，豆子熟了，散发出阵阵豆香，丢一颗到嘴里，上下牙齿一嗑，发出嘣嘣脆响，美味极了。家里有几个孩子，母亲就把炒豆分成几等份——当然，也给在地里干活的父亲留点儿。那些天，炒豆一直揣在我们兜里，或自己吃，或与伙伴分享，渐吃渐少，直至归零。吃完了，偶尔从口袋角落翻出来一颗两颗，都是意外惊喜；那些天，谁兜里装有炒豆，谁就被伙伴簇拥，充实而神气。
其他吃法，算是豆子的深加工，贯穿了做豆腐的全过程，甚至穿越了时空：喝浑浊的豆汁，吃水嫩的豆腐脑，煎白花花的水豆腐，腌毛茸茸的豆腐乳，熏黑乎乎的豆渣饼和猪血丸子（其主要成分还是豆腐），熏烤腊豆腐（即豆腐干子）。最让我流连忘返，梦里遇见也会流下口水，浸湿半边枕头的，就是那碗黄澄澄的油豆腐了。
炸油豆腐很费油，那时候油更珍贵，要计划着用，一般家庭要等到过年的时候才炸油豆腐。将水豆腐切成二指粗细的块状，放进沸腾的油锅里，豆腐先是沉在锅底，然后慢慢浮起，颜色由白变黄，体积逐渐膨胀。炸熟后的油豆腐，足有原来水豆腐的两三倍大小，表面金黄，里面水嫩，一口咬下去，既松软，又有嚼劲。油豆腐出锅即能食用，也可做菜，也能较长时间地存放。存放久了，即使霉掉，也还能吃——发霉的油豆腐馊馊的，别有一番滋味，与其他发霉的食物不一样，油豆腐发霉没毒性，也不伤身伤胃。
将豆子变成油豆腐，工序复杂。要经过泡豆、磨豆、煮汁、滤汁、滤水、油炸等过程。将豆子浸泡一个晚上，就可以磨浆了。在石磨边，一人推磨，一人用匙喂泡豆。豆汁顺着磨沿汩汩滔滔地流淌，浓浓的豆汁从磨嘴滴下来，落在下方的桶里。磨完豆，把豆浆拎回来，倒进锅里，放一锅水，大火烧煮。水开后，用一块纱兜过滤，滤后的渣就是豆腐渣，捏成饼，放在柴火上烘干，也是一道好菜，俗称雪花菜；滤过纱兜的汁，放点石膏，温度降到七八十度，就凝固了，再倒进纱兜，扎紧，放在案板上，上面压块重物，帮助挤压水分，水滤干后，打开纱布，就看到白花花的豆腐了。
平时吃豆腐只能靠买或者易货。买要花钱，一般是学校的老师、医院的医生、镇上的干部才掏得出钱来。像我们那种不名一文的家庭，只能用豆子来跟“豆腐佬”交易——隔壁三五个村合起来有一家专门做豆腐卖的人家，我们习惯把他们夫妻叫“豆腐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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