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绪论
1.1 资源耦合治理背景
1.1.1 我国资源利用状况
我国资源在总量和种类上较为丰富，但人均水平较低。根据《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2）》统计显示，就化石能源和矿石资源来看，我国2021年石油储量36.89亿t，人均石油储量2.61t；煤炭2078.85亿t，人均煤炭储量147.16t；天然气63392.67亿m3，人均天然气储量4487.66m3；铁矿161.24亿t，人均铁矿储量11.41t；铜矿3494.79万t，人均铜矿储量0.025t；铝土矿71113.74万t，人均铝土矿储量0.50t。但在人均资源量方面，我国人均资源占有量仅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4%，其中人均石油占有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0%，人均淡水资源量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25%，人均河川年径流量相当于世界人均值的25%，人均耕地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人均森林占有面积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20%。45种主要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我国经济处于快速发展过程中，所需资源巨大，国内资源供给不足，许多重要资源对外依存度不断上升。2016年，石油进口量高达3.81亿t，对外依存度超过65%。与此同时，一些主要矿产资源的开采难度越来越大，开采成本增加，供给形势相当严峻。进入21世纪后，我国GDP翻了两番，但资源消费也翻了一番，资源消费增长速度惊人。从2001年到2020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增长了231%。钢材、水泥等高耗能产品需求量同样增长迅速，其中钢材产量增加了725%，水泥产量增加263%，发电量增加425%，各类型汽车和家用电器也大量进入普通家庭，2016年全年汽车销量就突破了2800万辆。这样迅速的经济增长和资源消费会对国内紧缺的资源造成巨大压力。如果继续沿袭传统的发展模式—以资源的大量消耗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现有的资源状况和经济发展模式是难以维系的。
另外，我国的资源利用效率偏低，资源浪费现象严重。我国粮食在收获、储藏、调运、加工、销售和消费中的总损失高达18.2%，2018年，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和世界自然基金会联合发布的一项报告披露，我国餐饮食物浪费量约为每年1700万～1800万t，相当于3000万～5000万人一年的口粮；其次，我国主要工业生产能耗指标平均水平要高于西方发达国家40%以上，水资源重复利用率要低15%～25%，矿产资源回收利用率仅为30%，低于西方发达国家20%。2003年，中国以世界*大的煤炭消费，第二的石油和电力消费，以及近50%的世界水泥消费、35%的铁矿石消费、20%的氧化铝消费和20%的铜消费，只创造了占世界4%的GDP；我国的水资源浪费情况也十分严重，在生活用水方面国际平均水平为80L/天，而我国为150～200L/天；在农业灌溉方面，灌溉定额一般为400～500m3/亩（1亩≈666.7m2），而我国一般都在800～1200m3/亩。在土地资源利用方面，土地利用效率较低，近年来城市用地增长率远远高于城市非农业人口增长率，开发建设中盲目批地，土地征而未用现象严重，造成土地大量闲置；农村土地使用也存在人均用地远远超过国家规定标准等许多问题。矿产资源开发破坏严重，地方性开采比比皆是，利用浪费惊人，中国钢铁、水泥等主要原材料的物耗比发达国家高5～10倍。中国每万美元产值消耗的铜、铝、铅、锌、锡、镍合计70.47kg，是日本的7.1倍、美国的5.7倍、印度的2.8倍。2020年的经济增长2.74%，但却消耗了40.49亿t煤、10.52亿t油、13亿t钢材、23亿t水泥。
传统经济发展方式侧重追求产出量的增加、忽视投入的成本及外部性，这与资源品价格与环保收费的改革不到位直接相关。资源要素价格不能充分体现市场供求关系，环境成本难以转化为企业内部成本，助长了企业浪费资源、破坏环境的行为，也抑制了对资源环境领域的投资。近年来我国资源利用效率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但资源总量消费和利用效率仍旧较低，这种资源的过度浪费进一步加剧了我国的资源短缺，这与科技水平的提升有关。
1.1.2 粗放型发展模式与环境污染
我国的生态环境状况难以维持当前这种高污染、高消耗的经济发展模式。在传统经济发展中，总是以利益*大化作为资源配置选择的原则。长期以来，人们对环境资源的放任使用，资源低价格甚至无偿使用，导致环境资源被过度利用或掠夺，环境资源成为污染者掠夺财富的工具。环境资源被过度或无序使用带来了环境的恶化。据统计局官方网站统计，2021年全国水资源消耗5813亿m3，污水排放量从2004年的482亿t增长至2015年的735亿t。根据水利部门对全国10万km河流的调查结果表明，中国90%以上的城市水污染严重，97%的城市地下水受到不同程度污染。与此同时大气环境也不容乐观，2020年以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为主的大气污染物排放量仍然居高不下，其中二氧化硫排放318万t，氮氧化物排放1020万t，粉尘排放1538万t。在全国47个重点城市中，近70%的城市无法达到国家空气质量二级标准，酸雨区由20世纪80年代的西南局部地区发展到现在的西南、华南、华中和华东四个大面积地区，酸雨覆盖面积已占国土面积的30%以上，我国已成为继欧洲、北美之后的世界第三大重酸雨区。根据环境保护部和国土资源部2014年联合发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我国土地污染和水土流失较为严重，全国土壤总超标率16%，耕地超标率19%，土壤镉超标率7%，土地资源主要污染物为镉、镍、铜、砷、汞、铅、滴滴涕（双对氯苯基三氯乙烷）和多环芳烃等。
过去20多年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给我国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的污染，我国多种污染物的排放量均居世界首位，对我国的国际形象造成了较为负面的影响。目前，国际社会对中国承担环保责任的压力史无前例地提升，这不仅仅体现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温室气体减排方面，而且体现在诸多环保议题上。早在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就形成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等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件，中国也很快制定了自己的21世纪议程。2002年，南非约翰内斯堡峰会将全球环境问题聚焦在水资源、能源、健康、农业和生物多样性五个方面，而在这五个方面，中国至今都面临巨大且似乎难以克服的挑战。2012年6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在里约热内卢召开，会议特别关注八个领域：就业、能源、城市、粮食、农业、水资源、海洋、灾害。虽然人类不遗余力推进了环境治理，但宏观趋势的复杂性以及各国对自身利益的考量，使以全球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21世纪议程》等重要文件的执行情况远未达到预期，全球环境危机不仅没有根本扭转，一些新环境问题反而层出不穷，无论面对旧环境问题凸显还是新环境问题增生，中国都扮演了重要角色，承担了不可推卸的责任。与此同时，输入性环境问题，譬如物种入侵、危险废弃物转移、气候变化等负面影响持续显现，气候变化-粮食安全-能源安全-海洋的复合效应也越来越突出，内外交织情况越来越普遍。
1.1.3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进入20世纪后，工业化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使得世界各国对于环境保护日益重视。1962年蕾切尔 卡逊《寂静的春天》的出版使人们第一次认识到环境破坏对人类社会的威胁，同时也开启了世界性的环境保护运动。1970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环境委员会正式成立，这是第一个官方的环境保护组织，标志着世界环境保护官方行为的正式启动。1972年起，罗马俱乐部连续性地发布有关世界资源环境的研究报告，在1972年出版的《增长的极限》中，以五个基本变量—人口、农业生产、自然资源、工业生产、污染—为基础构建的数学模型，得出了目前的经济模式在达到某一峰值后就会开始全面衰退，目前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并通过1900～1970年的数据进行验证。1972年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一次人类环境大会，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人类环境行动计划》，同时成立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UNEP），并将6月5日定为世界环境日。1972年斯德哥尔摩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世界范围的环保体制正式建立。
1992年6月，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期望在可能的范围内，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有效地解决环境与发展问题。这次会议不仅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等重要文件，而且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这些文件充分体现了大会基调报告所提出的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形成了人类面对全球性问题的共同对策—可持续发展。为推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目标的实现，应对温室气体排放和全球变暖给人类的挑战，1997年在日本京都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上通过了旨在限制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国际性公约《京都议定书》，目标是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稳定在一个适当的水平，进而防止剧烈的气候改变对人类造成伤害，规定了2008～2012年，全球主要工业国家的工业二氧化碳排放量要比1990年的排放量平均低5.2%。2002年8月26日至9月4日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会议提出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必须同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相协调。2012年6月20日至22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会议发起可持续发展目标讨论进程，提出绿色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正式通过《我们憧憬的未来》这一成果文件。2015年12月12日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通过的《巴黎协定》为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做出安排。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6年9月3日批准中国加入《巴黎协定》，成为完成了批准协定的缔约方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深刻指出：“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格局，必须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推动绿色发展。
1.2 资源耦合治理意义
1.2.1 调节市场经济
在自由的市场机制下，理性的消费者按照效用*大化、厂商按照利润*大化的原则来进行自己的行为选择。古典主义学派认为在一个自由选择的体制中，各个市场主体不断追求自身利益*大化的结果，导致市场达到了一般均衡，整个社会的经济资源得到*合理的配置，即实现了帕累托*优状态。市场机制实际上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推动着人们从自利的动机出发，通过市场交易，在各种竞争与合作关系中实现互利的经济效果。市场机制被视为是迄今为止*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但由于市场本身的缺陷，如存在着外部性、垄断及公共产品等市场失灵现象，导致社会经济资源误置，造成经济资源配置的无效率。如果不及时纠正市场失灵问题，无疑将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环境本身是一种公共产品，社会公众对环境质量的期望很高，但环境本身又是极为脆弱的，其本身很容易受到经济主体包括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经济行为所带来的负的外部性的影响。由于环境本身的公共产品特性和较易受到外部性的影响，在自由的市场机制下，市场对环境的保护是失灵的，难以克服市场中经济主体利益冲动所带来的污染影响。对于生产者来说，污染产生的外部性导致生产者的私人生产成本低于社会生产成本，但对消费者来说，生产者所排放的污染虽然对消费者的生活环境产生了危害，但很难去通过市场机制得到公平的补偿。
长期以来，环境一直被作为公共财产资源使用，如水、空气、海洋、臭氧层等。人类在从事生产活动和消费活动的时候，很少考虑到对环境系统的长期影响或对后代人的潜在损害。环境作为限定人类生存空间的自然条件在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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