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释道三家，佛教暂且不论，儒家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道家以老子、庄子为代表，儒道的区分成了中国哲学史的金科玉律，但是实际上，儒道的区分是人为划分的结果，历史是人为的历史。
儒家自成一派自始已有。孔子周游列国并试图推行自己的一套政治理想，但最终未找到施展之地。于是，孔子像西方的柏拉图一样，回归故乡，办起了学堂，招收学徒。所以，孔子是最早的大教育家，他的学徒众多，在当时即被称为儒家，儒家自成一派早已有之。当时，除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另有墨家自成一派，而老子根本就未自称道家，很久之后的庄子亦复如是。
将《老子》和《庄子》划分为道家始自司马谈《论六家旨要》，刘歆继承了这种说法，后人一直沿用。司马谈是尝试对百家进行分类的第一人，在《论六家旨要》中，司马谈把百家学术分为六家，即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后人将道德家简称道家。刘歆继司马谈之后，在其著作《七略》中将司马谈六家的划分扩展至十家，另外增添的四家为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并且追溯了各家的起源。关于道家，在《七略》基础上完善而成的《汉书·艺文志》记载为：“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①《汉书·艺文志》对道家的论述偏重于《老子》，而忽略《庄子》。
按照我们一般的理解，儒家人世，重心和立场在庙堂之上，道家出世，重心和立场在山林之中。但其实《老子》是人世的，整部《老子》不过是弱者如何战胜强者的智慧之书，最终目标还是庙堂之上如何取胜。这和《庄子》“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态度完全不同，《庄子》的重心和立场在山林之中（虽然庄子并没有主张离人群）。所以，以人世和出世作为儒道划分的标准，并且将《老子》和《庄子》视为一个阵营似有欠妥。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儒家维护仁义礼智信等，并以维护名教为己任，《老子》主张“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①。老子反对儒家仁义忠孝等思想，《庄子》更毋庸置疑。但是，表面上《老子》和《庄子》都是反对态度，但是《老子》和《庄子》最终目的却不一样。《老子》和孔子有着共同的目的——六亲和、国家治，只是孔子认为孝和忠有利于达成此目标，《老子》却认为孝之出源于六亲不和、忠臣现源于国家昏乱，故无忠无孝才是理想状态。因此，以是否维护儒家一些基本哲学概念和哲学思想来区分儒道，并将《老子》和《庄子》划分在一个阵营也有欠妥。
由于儒道之分说法的巨大影响，郭象《庄子注》的儒道属性，就成为进行郭象《庄子注》研究时绕也绕不过去的问题。学术界基本的看法是郭象《庄子注》调和儒道。进一步，由于郭象注《庄子》，便把郭象看作庄学史上的重要人物，把郭象和庄子视为形影不离捆绑在一起的战友，郭象在儒学史上的地位却得不到重视。
尽管儒道的区分是相对的，但中国历史上以儒道贴标签从未停止过，由此产生的争论也从未停止过。一方面，我们应明白，儒道的划分是司马谈的一个重大贡献，对中国哲学史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我们也应明白，儒道的区分是相对的，不能把其看作不可动摇的金科玉律，更不能把中国哲学史简单的仅仅划归为除了佛教之外的儒道两条线，把所有的哲学家都往这两条线上非此即彼的安置。本书在此主要并不是要给郭象非儒即道的定性，而是为了引起大家对郭象理论中儒家成分的重视以及郭象理论对《论语》学史重要意义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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