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朱熹及其理学

第一章

改铸儒学的新需要 

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到宋朝，社会经济有充足的发展，但是国力却十 分孱弱。在《看镜有感》一文中，鲁迅说：

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唐人也还不算弱，例如汉人的墓前石兽，多是羊，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驼鸟，则办法简直前无古人。

……不知道南宋比现今如何，但对外敌，却明明已经称臣，惟独在国内特多繁文缛节以及唠叨的碎话。正如倒霉人物，偏多忌讳一般，豁达闳大之风消歇净尽了。直到后来，都没有什么大变化。

鲁迅的看法相当有见地。和汉、唐比起来，宋王朝的统治体系日趋严密，明显缺乏开拓进取精神和“豁达闳大之风”。

宋王朝建立于唐末农民大起义和五代的分裂割据之后。前者使赫赫炎炎的唐王朝从此一蹶不振，后者造成了持续五十余年的混乱，像走马灯似的变换出五个朝代、十个割据政权。官僚们今日臣晋，明日降汉，后日下拜于周，几乎不知道儒学长期标榜的“忠义”等伦理为何物。这种情况迫使宋朝统治者开国伊始就不得不认真地思考对策。太祖建隆二年（961），赵匡胤问他的宰相赵普 ：“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何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怎样汲取唐末到五代这一段历史的经验，为宋王朝制订“长久”之计，这不仅是赵匡胤，也是宋代一切有远见的思想家所关心的。道学，可以说是对这个问题的一种回答。    

宋王朝制定的国策是 ：防内重于防外。太宗赵匡义说 ：“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奸邪共济为内患，深可惧也。”（《宋绶传》，《宋史》卷二九一）基于这样的认识，宋朝统治者对辽、西夏、金等王朝的诸多侵扰，长期采取妥协政策。景德元年（1004），宋真宗和辽订立澶渊之盟，答应每年向辽方输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徽宗宣和七年（1125），女真贵族乘灭辽余威，率军攻宋，包围北宋首都汴京（今河南开封）。第二年，金兵攻破汴京，俘虏太上皇徽宗和他的儿子钦宗。建炎元年（1127），徽宗第九子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南）即位，仓皇南逃，直到建炎四年（1130），才在杭州建立了偏安政权。绍兴九年（1139），秦桧代表赵构接受和议 ：宋向金称臣，年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

宋王朝又是个残酷压迫、剥削农民的王朝。由于以“不抑兼并”为国策，官僚大地主阶级疯狂地占有土地，“千顷而不知止”。广大农民无地或少地，不断沦为“佃客”，被迫以收入的五成至八成向地主缴纳地租，忍受利息高达百分之二百至三百的高利贷剥削。此外，农民还要承担宋王朝的各种赋税，从事无偿的劳役，生活极为困苦。和王安石同时的青年诗人王令在《梦蝗》一诗中写道 ：一面是“一身万椽家”，一面则是“贫者无室庐”；一面是“一口千仓储”，一面则是“贱者饿无食”。这正是宋代社会贫富悬殊、贵贱迥别的生动写照。

残酷的压迫必然引发激烈的反抗。宋王朝建立不久，太宗淳化四年（993），川蜀地区就爆发以王小波、李顺为首的起义，把唐末农民战争中的“平均”要求发展为“均贫富”的口号。史载，王小波曾说 ：“吾疾贫富不均，吾为汝均之。”义军所至之处，没收地主和土豪的财富，除其家生活需用外，“一切调发”，分给贫苦人民。徽宗宣和二年（1120），东南地区又爆发以方腊为首的起义。誓师时，方腊慷慨陈词 ：天下国家本同一理。如果子弟们耕田纺织，终年劳苦，得不到一点粮食、布帛，却被父兄们掠夺一空，父兄们稍不如意，还要鞭笞酷虐子弟们。这种情况，至死不休。难道大家能甘心吗？起义群众轰雷似的回答 ：“安有此理！”起义后，方腊自称“圣公”，年号“永乐”，杀官吏，“劫富室”，焚烧官舍、学宫、僧院，并迅速攻克杭州。方腊起义十年后，湖湘地区又爆发了钟相、杨幺领导的起义。这次起义除了提倡经济上的“均贫富”外，政治上则要求“等贵贱”。钟相说 ：“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起义军把宋王朝的法律称为“邪法”，坚决打击地主、官吏，没收其财产以实现“均平”。起义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人皆乐附而行之，以为天理当然”（《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三七）。和前代比起来，宋代的农民起义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迫于严重的民族和阶级矛盾，北宋中期，王安石曾经进行改革。在思想上，他认为世界的本源是“元气”，事物发展的规律是“新故相除”，主张“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在政治上，他主张抑制兼并，限制一部分大地主和大商人的特权，发展生产，“富国强兵”。王安石的改革虽然旨在维护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也强调“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不敢违背当时的统治思想，但是仍然遭到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的反对，最终失败。

为了安定社会、调节矛盾、巩固统治，北宋王朝一面大力强化国家机器，建立了空前严密的中央集权制度，一面则对旧有的精神武器进行改铸，力图进一步加强儒学伦理对社会各阶层的教化力量。

隋唐时期，佛学曾经是重要的统治思想，但是，佛教“无父无君”，对传统的儒学伦理又有所破坏。中唐以后，由于僧侣地主和世俗地主矛盾的尖锐化，出于打击地方割据势力和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韩愈提出道统说，力图以儒学代替佛学。但是，韩愈的弟子李翱在崇儒的同时，又吸收了佛学的某些部分。宋王朝建立后，这一趋势继续发展。赵匡胤当皇帝不久，就亲自为孔子作赞文，以示崇儒。同时，宋朝统治者也崇佛、崇道，提倡三教兼容与合流。真宗赵恒声称，佛教与孔孟“迹异而道同”，“三教之设，其旨一也”。这种情况，自然大大鼓励了思想家们去做援佛入儒或援道入儒的工作。仁宗时，周敦颐以儒学为主体，吸收佛、道思想，虚构了一个以“无极”为本原的宇宙生成体系，提倡“主静”“无欲”，宣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万物各得其理然后和”，成为宋代道学的开山祖师。神宗时，周敦颐的弟子程颢和程颐站在旧党一边，攻击王安石变法“用贱陵贵，以邪妨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大骂“介甫之学”是“坏了后生学者”的“大患”。他们以孔、孟的继承人自居，大讲《论语》《孟子》和《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宣扬“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并且进一步吸收佛学，提出了一个以“理”为主要范畴的哲学体系。

在历史发展中，一切现实、合理的事物都会在一定的条件下丧失自己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在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加剧、行为失范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在一次又一次农民起义的冲击下，宋王朝要为既定社会秩序的“合理性”辩护，必然要根据新的形势做出新的论证，从而教育全体社会成员，规范其行为，以“理”为主要范畴的道学体系便产生和发展起来了。

这是一个需要儒学而又要改铸儒学的时代，最后，这个任务是由朱熹完成的。

第四编 泰州学派

第一章

“天坠”之梦说明了什么 

在泰州学派的弟子中流传过一个故事，说是这一学派的创始人王艮二十九岁的时候做过一个梦 ：天掉下来了，万人奔走呼号，于是王艮奋臂托天而起，看见日、月、星辰都乱了次序，便一一整理复原，万人欢舞拜谢。王艮是否确实做过这样一个梦，我们不必过于认真，不过，泰州学派弟子们之所以乐于传播这个故事倒不是没有原因的。

这个故事很形象地说明了泰州学派所处的历史时期的特点和这一学派的政治目的。

泰州学派是活跃于十六世纪的一个哲学流派。明代中叶以后，王阳明的主观唯心主义风靡一时，弟子遍全国，有所谓浙中、南中、楚中、北方、粤闽等六大系，在此之外，有一派是南直隶（今江苏）泰州人王艮创立的，在哲学史上被称为泰州学派。

这一历史时期的特点是中国封建社会已处于没落阶段，在它的机体内部正缓慢地生长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新萌芽。明王朝危机重重，在几度挣扎之后，终于无可挽回地走向了垂暮之年。

1511 年（正德六年），即故事中的王艮“梦天坠”的那个年头，发端于河北平原上的刘六、刘七的农民起义部队正纵横驰骋于半个中国的土地上，并曾数度打到北京附近。武宗朱厚照在惊惶震动之际，东拼西凑，调集了京营的军队，调来了边兵，才勉强把这次起义镇压下去。

历史的发展证明，反动派的屠刀可以奏效于一时，但不能彻底解决自己所面临的各种危机。刘六、刘七起义之后，明代社会的各种矛盾继续向前发展。在城市商品经济空前发达的情况下，封建地主阶级对财富、金钱的贪欲强烈地滋长膨胀，对人民的剥削和掠夺日益加强。1551年（嘉靖三十年），明朝政府在南畿、浙江等地区增收赋税，叫作“加派”。1557 年（嘉靖三十六年），又在江南等地增收役银，取名“提编”。1596 年（万历二十四年）以后，更派出大批宦官任矿监、税使，在全国各大城市以征商开矿为名，大肆掠夺民间的金银。

与此同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之风有增无减。世宗朱厚熜时，据统计，诸王、勋戚的贵族庄田已达二十余万顷，占官府有籍耕地的二十分之一。景恭王朱载圳侵占湖广土地四万顷。权臣严嵩仅在北京附近就有庄田一百五十余所，南京、扬州等地又有良田、美宅数十所。 穆宗朱载垕时期，南直隶有的地主占田多达七万顷。

这一时期，明王朝的政治已陷入瘫痪崩溃状态。世宗朱厚熜、穆宗朱载垕、神宗朱翊钧等几个皇帝都多年不上朝。官僚们倾轧排挤，联朋结党，贪污成风，道德败坏。严嵩的儿子是侍郎，孙子是锦衣中书，宾客满朝，姻戚都是大官，干儿义子多至三十余辈。倒台时抄没家产，发现历年所受贿赂竟有黄金三十万两，白银二百万两。吏部因送贿的人太多，用抽签法决定官吏的选任。军事上，边防空虚，北有蒙古俺达汗侵扰，南有倭寇肆虐。财政上也已经山穷水尽。朱厚熜时期，国库存银不足十万两，财政赤字高达一百四十余万两之多。朱厚熜迷信道教，天天在西苑和道士鬼混，京城有众多道士。为了供皇帝斋醮，宫中年用黄蜡二十余万斤，白蜡十余万斤，香品数十万斤。为了供皇帝观赏，光禄寺养鹰、犬、虫、鸟等，年用肉一万六千多斤，用米五千二百多石。西苑养豹一只，用夫役二百四十人，年用粮二千八百余石 ；而在福建，人民生活无着，卖儿卖女，所得不过数斗！山西有些地方，百余里不闻鸡声，“父子夫妇，互易一饱”，名叫“人市”！    

这是一个人民不能按老样子生活，地主阶级也不能按老样子继续统治的时代。

江西农民起义，乌蒙、芒部彝人、汉人起义，贵州苗民起义，广西、山东矿工起义，晋南农民起义，山东农民起义，琼州黎族起义，河南农民起义，四川农民起义，广东东部农民起义，海上起义，蕲州农民起义……各族人民的起义烽火在全国燃烧着。 神宗朱翊钧时的宰相，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代表人物张居正说过：

京师十里之外，大盗十百为群。贪风不止，民怨日深，倘有奸人乘一旦之衅，则不可胜讳矣。（《答西夏直指耿楚侗》，《张文忠公全集·书牍十五》）

又说 ：

百姓嗷嗷，莫必其命。此时景象，曾有异于汉唐之末世乎？

（《答福建巡抚耿楚侗》，《张文忠公全集·书牍十二》）

公元二世纪的黄巾军，摧毁了近二百年的东汉王朝的统治。九世纪的黄巢大起义，结束了近三百年的唐王朝地主阶级专政。十六世纪，造反的农民们又已经“十百为群”地发展到明王朝的“京师十里之外”了，这就不能不使地主阶级中某些敏感的分子意识到“末世”即将来临。

存在决定意识，泰州学派中流传的王艮梦“天坠”这一故事所反映的就是这样一种社会现实。

“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 ；龙飞九五，重开混沌之天”，这是写在刘六、刘七起义军中两面大旗上的口号。它说明了农民们决心砸碎明王朝的统治，建立他们自己向往的社会。

“奋臂托天”，“见日、月、列宿失序，又手自整布如故”（《年谱》，《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三），〔1〕挽救摇摇欲坠的明王朝的封建统治，调整已经进入末期的淆乱了的封建社会的秩序，使之复原“如故”，这就是王艮及其弟子们的政治目的。

这是一条和农民起义军完全对立的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