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先哲普罗泰戈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我不揣浅陋，也仿拟一则：光阴是生命的刻度。
　　生命凭借光阴来测量长度。我总是惊异于生命与光阴的纠葛。光阴如一个隐在古老年轮里的巫师，以至简的仪式为生命打上精确的刻度。生命本身无法呈现这些细密的刻度，它总是返身回到光阴之中，依靠光阴的刻度，才使得自己得以彰显。也正是这个原因，生命注定充满了戏剧性和荒诞性。以致人们常常感叹人生如戏，生命无常。
　　生命的嬗变实质上是光阴的演变。太初以降，人们基于时光易逝和生命短暂，为了探寻岁月的规律和记录生命的过程，不断地探索测量时间的方法。世界各国的不同民族，陆续发明了日晷、月晷、圭表、沙漏、刻漏、水钟等测定时刻的仪器。尤以日晷应用历史久远，古巴比伦在6000年前就开始采用这一测量方法了。到了近现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继机械钟之后，又出现了电子钟、原子钟，时间测定的技术越来越先进，精度越来越高。原子钟的计时精度达到了惊人的程度.100万年才会误差1秒！从表象上看，似乎人们已经缚住了光阴这条桀骜不驯的巨龙。
　　时间原本无形，它像大气一样弥漫在我们的周围，貌似无处不在，而又无迹可寻。作为时间表征的光阴，却有着诗人叶芝所形容的“隐在星辰间的脸庞”，月落日升，寒来暑往，白昼与黑夜交替，春秋与夏冬代序，人们被载入这摩天飞轮中，永不停息地旋转。当然，对于神奇的光阴，人类并不满足于这种粗略的感知，更热衷于精细的探究。当晷针在晷面上投射出修长的身影，表在圭上小心翼翼地迈出碎步，流沙从两个玻璃球狭长的管道中漏出，秒针在金属表盘上画出一个个圆圈，原子释放电磁波形成恒定的共振频率，人们对时间的认知越来越深刻。
　　在测定光阴的方法中，我特别喜欢日晷，我喜欢这种“慢”，慢到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光阴慢慢抬起的脚步。我曾在北京见过古老的日晷。安放在石台之上，南高北低，与脚下的大地形成某种神秘的呼应。一块青色巨石制成圆盘，晷面刻有刻度，标注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个时辰。晷针由青铜制成，垂直地穿过圆盘中心，在太阳的照射下，将影子投射在晷面的时辰刻度上。那天天气晴好，太阳朗照，晷针的影子在我的凝目注视中，从“未”缓缓地向“酉”移动。那一刻，我真切地感受到，光阴真的是一寸寸流逝的。
　　晚唐诗人王贞白在白鹿书院治学时，曾作诗《白鹿洞二首》，其一日：“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金。不是道人来引笑，周情孑L思正追寻。”不知道王贞白是否常常驻足于日晷前，默默凝望那枚铜针的投影在辰、巳、午、未间一寸寸地移动。但他应该是第一个以“寸”为单位来度量光阴的文人，让人们从时间的苍茫邈远里获取一个清晰的尺度，在被时间测度中，完成了对时间的测定和命名。相比起来，后人那光阴似水、指间流沙的比喻，就显得蹩脚而无当。这显然是对“子在川上日”“沙漏计时”这些文化语境的拂拭。水之淼，不可蠡测，沙之细，不可盈握，它们都缺乏一种清晰的刻度。
　　光阴是天底下最无情的杀手。寸金易得，寸阴难求。古往今来，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贩夫走卒，都在日影的一寸寸移动中，耗尽生命，成为匆匆的过客。对光阴发起挑战，犹如唐·吉诃德对风车发起冲锋一样，终究是一个荒诞的剧本。浪漫如李白者，在宴请他的堂弟时，一边“飞羽觞而醉月”，一边也禁不住感慨“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想想人类历史，沉寂在岁月云烟里的人如恒河沙数，那些幸运留下名字的人，也不过是夹在光阴扉页里的一枚书签，丝毫也没有阻挡住光阴一页页快速地翻动。
　　人类已经进入一个“快时代”。我们再也回不到过去的“慢时间”了。木心诗句“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只能化作一股淡淡的愁绪，飘散在回忆里。“快时代”最明显的脸谱是工业化。世界是一座巨大的工厂，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组装成一条庞大的流水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条流水线上的一个工位、一道工序、一颗螺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机器的轰鸣声中从事着重复的劳动，单调、枯燥、机械，程序化，碎片化。在“快时代”里，一张张鲜活的个人脸孔被同化和删除，最后只剩下时代“温情脉脉的面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