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学与文本的新阐释：海外汉学论文新集》：
三、女性诗人与作者
论作者问题，若不论及女性作者，便不完备。女性作家（尤其是女诗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文学史之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千百年来，人们持续不断地阅读、引用及品评女作家之作品。古代中国产生如此众多之女性诗人，是任何其他文明都难与之匹敌的。单是在明清两代，女作家别集与总集（包括古代及当代女性作家作品）的增长就令人震惊，竞有3000种以上。所可惜者，其中三分之一已经散佚不存。在传统中国，很多知识女性与男性共享同一世界；她们不是男人世界之附庸点缀，而是翔集文苑，成为文学传统的有力参与者，乃至定义了更大范围的文化、社会脉络。若干类型的卓越女性作家——即所谓“才女”——成为后来女性甚至男性的典范。东汉的传奇人物班昭乃以史家、教育家及宫廷诗人著称。她被召人官之后，依然续写《汉书》，以完成其兄班固（卒于公元92年）未竟之业。在宫中，她教授男性学生以及邓皇后。其作品如《东征赋》、《女诫》，成为教育子女的“家训文学”的典范，作为官方认可的工具，推进了道德教育。李清照（1084-1155？）乃以最杰出的女词人见称，在《词论》一文中，她更充满自信地评论了北宋时代主要的男性作家，而暗示自己之词作何以得词之体，远过男性作家之作品。王端淑（1621-1685？）在其所选编的著名女诗人集《名媛诗纬》（1667）之序中称：“（诗纬）可羽翼三百以成经，可组织六经而为纬。”正如班昭与李清照，王端淑及其选集中之入选作家皆是因文不朽的女性典范。
这些女性与其时男性一样接受古典教育，其诗中往往引用故实，以与前代文学典范建立关联。班昭之祖姑母班婕妤（前48？-2？）因失宠于成帝，而作《自悼赋》，其开首之意象便立刻引人联想到屈原《离骚》开头的诗行。屈原开头先述祖德：“帝高阳之苗裔兮”；班婕妤则云：“承祖考之遗德兮，何性命之淑灵。”但屈原的音调是反抗，而班婕妤的音调则是节制、认同和坚守。她的诗作叙述道德之力量，追忆自我修进之阶段历程。作者的权力允许她叙述本人以道德之态度对待被弃之境遇，而这最终将她经典化了。在传统中国，儒家之妇女教育的标准教本乃《列女传》，而班婕妤之被加载其中，此其故也。有德性之美，又能忍辱负屈，班婕妤的弃妇故事赢得了后世读者的广泛同情，竞至有一位读者（大约生活在班婕妤后一个世纪）冒用班婕妤之名，写了一首《怨歌行》。在此诗中，弃妇自比于皎洁如雪的纨扇，当夏热已过，秋凉既至，便被弃之不顾。尽管此诗应归入“无名氏”之列，却一直被列为班婕妤的作品。作者之真确与假托之功能，两者之间具有一种紧张关系。宇文所安说：“读者虽然确信此诗非班氏所作，但依然期待在历代诗集目录中，其时有其名，其名下有此诗。”②此言正道出了以上所说的微妙关系。换言之，按照时序，以人编诗，此种方法力量强大，既是存诗之机制，亦为经典化之途径。
中国文学文化之另一突出现象是男性文士普遍支持女性诗人。尤其在明清时期，随着男性作者日益不满于政治制度，便逐渐从政治世界抽身，无心仕宦。这些“边缘化”的男性往往以经典化女性作家为己责，刊行女作家的著作，数量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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