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曹门弟子中从备受关照的小学妹逐渐成长为弟子群的核心联络员和活动组织者，这个转变深深得益于曹老师的言传身教和师兄弟姐妹的团结友爱。
2002年，我第一次考博失利，申请提前跟读博士课程，得以结识2002级的众位师兄师姐，与他们共同修课，开启曹门求学之旅。记得2002年秋天第一次参加曹门弟子聚会，当时参与聚会的博士以及博士后12人，加上我这位候补队员刚好13人，于是我被戏称为“十三妹”。聚会上，我的候补身份让我颇为忐忑和自卑，但曹老师和师兄师姐们都热情鼓励我，使我备受感动和鼓舞，几个月后再次参加考试，如愿以偿成为曹门2003级博士中的一员。
曹老师的博士课程基本开设在晚上，连上3小时大家往往还意犹未尽。老师通过带领我们细读经典来体会传统文化之光，而老师与弟子之间、弟子与弟子之间的交往也演绎着经典传递出的种种美德。老师在上课的时候要求严格，但课余则笑眯眯地询问每个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状况，凡是遇到还没有男朋友或女朋友的，更是如父母一样为他们操心着，每次聚会都要嘱咐师母为单身弟子留意合适人选。
老师关爱学生，学生也尊师如父，同学之间关爱有加。那个时候教学区没有配备热水，冬天上课的时候，住校的师兄如杜吉刚、王敬民等会提着一个大大的热水瓶进教室供老师和同学们取用。有时碰到师兄左手扶着单车右手提着热水瓶骑车急匆匆赶往教室，心里又感动又担心，生怕热水瓶碰坏烫伤了人。来自台湾的谢碧娥大姐的年龄和曹老师差不多，在尊师和友爱方面堪称我们年轻学子的楷模。每当天气炎热的时候，碧娥大姐总喜欢给老师带一罐冷饮，并时不时邀请我到她的小小出租屋里喝甜美的绿豆羹。我当时是在职读博，晚上修完课还有半小时车程才能到家。每次和胡志红、马建智等几位不住校的师兄一块走出校门口时，他们总会帮我拦一辆出租车并记下车牌号，还一再叮嘱我到家后给他们报个平安。这样的曹门氛围带给我无限的温暖，我也因此暗下决心，要将这份温暖传递给后面的师弟师妹，尽可能散发出自己微弱的光芒温暖更多人。
曹老师经常说：“我平时虽然很忙，但你们只要约我谈论文，我总会尽快抽出时间来。”但是，老师在谈学术的时候会一改平日的温和，变得非常严谨和严肃。所以，每次弟子们和老师谈论文的时候都特别忐忑，而多经历几次这样的考验，弟子们的研究水平就会有明显提升。记得老师审阅完我的毕业论文初稿，打电话给同时提交论文的谢梅师姐，要我们俩去面谈论文并带点纸巾准备擦眼泪。我俩在听老师一一谈完论文反馈意见之后，确实忍不住哭了一场。接下来的一个多月，我俩不分昼夜改论文，改到崩溃时就打电话彼此倾诉和宽慰，平静心情后再找老师答疑解惑。老师担心我们长期熬夜吃不消，打电话建议我们再推后半年答辩。可是，想着那么多优秀的曹门弟子都在努力奋斗，同时觉得推迟毕业愧对老师和家人的期待，我俩咬紧牙关抓住工作以外的一切可用时间修改论文。一个多月后，老师一边拿着我们的修改稿一边笑着说：“这么短的时间居然能改出来，看来一敲打潜力就发挥出来了嘛。”我和谢梅师姐相视而笑，内心非常感激老师的严格要求和耐心指导。
在读博期间，我的学术兴趣和学术写作能力快速提升，也因此深深感激曹老师为我提供的这个学习平台。可是，我也听到一些人批评曹老师带博士太多。我理解这种看法，因为绝大部分博士生导师确实因为名额和精力的限制一届只带一两个。但是，我想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对这个问题做个小小的回应。文学与新闻学院在四川大学属于大学院，当时因学校其他学院博士招生没招满而获得较多的博士生名额。曹老师作为川大文科的领军人物，报考他的人特别多，所以在有名额的情况下他招的学生确实较多。当时有些考他的学生本来分给了校外的兼职博导，但平时活动也都是和曹门弟子一块，给人的感觉队伍就更庞大了。但是，大队伍在曹老师的引导下，却构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内部学术生态，让每个人都从中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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