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学习研究的历史透视
谢伟
（清华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100084）
摘要：本文从历史学的视野出发，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技术学习研究的历程。研究贡献在于：第一，梳理了本领域的研究进程；第二，识别了本领域学术研究的成就；第三，指出了本领域学术研究未来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指出，技术学习研究未来需要重点解决两个问题—拓展技术学习研究的视野和方法以及强化对管理学习的研究。
关键词：技术学习；技术能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历史视野
中图分类号：C939
文献标识码：A
本文借鉴历史学的时间序列叙事来总结关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技术学习研究的进展。本文研究的贡献主要有三点：第一，梳理本领域的研究进程；第二，识别本领域学术研究的成就；第三，指出本领域学术研究未来需要解决的问题。
本文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指出技术学习研究的源起；第二部分梳理技术学习研究的历程；第三部分总结技术学习研究的核心贡献；第四部分总结本文结论并指出未来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
1 技术学习研究的源起
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难以迅速拉近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距离，甚至出现部分国家和地区与发达国家差距加大的趋势？为什么在同一国家或地区内部，有些产业比其他产业的追赶更成功？为什么在同一产业内部，有些企业绩效比其他企业更卓越？这些绩效差异现象驱动了学术研究。
解释绩效差异的因素有很多。华盛顿共识主要强调了宏观经济因素，但对技术能力升级及其促进政策等关注不够。
技术学习研究开始的标志是1984年Fransman和King 主编的著作Technological Capability in the Third World的出版。在技术学习研究的历程中，该著作发挥了两个突出作用[1]。
首先，在解释追赶绩效差异的诸多因素中，该著作突出强调了技术能力（technological capability）的关键作用，指出了经济追赶的关键是技术能力建设（technological capability- building）和升级（technological capability-upgrading）。摈弃影响发展的多重因素，将技术能力的提升作为考核追赶绩效的第一指标。这是技术学习研究的重要创新，它大大减化了问题研究的复杂性。
其次，该著作中的数个案例研究在学术界促成了一种观点的推广，即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追赶过程中，技术能力的积累比创新重要。
1989年，江苏省张家港市华丰电子器材有限公司开始试生产彩色电视机的推推式电源开关。该公司是从乡镇企业衍生出来的合资企业，技术力量较为薄弱。为提升技术能力，该企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人才方面，公司利用老乡关系，聘用了原四机部某电子企业的离休总经理和该企业的技术科工作人员。此外，聘用了无锡市某学校毕业的两位成绩优秀学生和原籍张家港市、从北京市某高校毕业返乡的大学生。在产品设计方面，基于中外合资的方式，通过境外合资方获取产品设计蓝图。在设备购买方面，利用境外合资方，购买了先进注塑机和冲压机等设备。在辅助技术供给方面，充分利用了长江三角洲的区位技术优势。例如，某元件需要渗氮处理，初期必须将元件送到位于南京的原电子工业部第十四研究所进行外加工。在员工素质方面，相对于华东区的其他区域，公司所在地的农民受教育水平较高。
产品试生产阶段，电源开关的可靠性开关次数仅是国家标准的1/10左右。这不涉及产品创新，而是公司技术能力不足。原材料采购选择、设备加工精度、外协热处理工艺水平、模具精度、车间工人操作技术及工作态度、仓库温度和湿度控制等，皆会影响产品质量。
公司总经理和技术科长，领导技术人员和生产线骨干，协作外部模具工程师及外协件加工厂家等，找原因、学技术、提升能力，*终让产品可靠性达到了国家标准并取得了美国UL认证。
管理学者Leonard-Barton[2]认为，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技术，技术与组织之间交织着相互调整和适应。关于技术发展的经济学研究表明[3]，技术与当地经济发展阶段、社会文化、工业发展水平及当地需求是高度相关的。人类政治和经济活动的实践表明，技术并非总是自由流动的。不掌握关键技术有些时候会被“卡脖子”。
自主技术能力建立和提升是重要的。技术学习研究的核心特征是将追赶过程视为能力建设和升级过程。
2 技术学习研究的历程
采用时间序列叙事，是因为学术研究具有累积性特点，需要基于时间维度观察和分析技术学习研究的进展，预测其将来的走势。时序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先期进行的研究过程或先积累的知识会影响其后的研究进程。
20世纪70年代末期，技术和创新研究的重要性在发达国家渐渐成为学术界共识。1975年Utterback和Abernathy[4]提出了A-U模型（技术创新的动态模型）。1982年Rosenberg[5]出版了专著Inside the Black Box。
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发展经济学框架内，追赶（catching-up）成为一个重要词。经济追赶的概念源自Gerschenkron的著作《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6]。1962年Gerschenkron指出了技术差异在解释经济发展绩效异质性中的重要作用。
在有关第三世界技术变化的研究领域，20世纪70年代的学术工作主要聚焦于研究技术选择和实施技术转移的方法。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韩国、中国香港和巴西经济迅速发展，但同属第三世界的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等经济却相对落后。发展的不平衡和绩效差距促进了学术界的思考。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起，学术界开始探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何消化吸收进口技术、如何对进口技术进行调整以适应当地状况、如何对进口技术进行优化提高、如何发展自主技术能力等问题[7]。
1980年，Kim[8]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工业技术开发的过程模型。他提出的工业技术开发的描述性模型分为三个阶段，即实施（implementation）、消化（assimilation）和提高（improvement）[8]。模型源于对韩国的消费和工业电子设备制造业的研究。他的文章表明，支持该描述性模型的核心证据是韩国电视机制造产业的技术演进。Kim是一位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到韩国工作的学者。Kim[8]在文章中感谢了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奖学金和麻省理工学院的艾尔弗 斯隆基金（The Alfred P. Sloan Foundation）对其研究工作的资助。Kim在该文中初步提出了技术能力的概念。在其1997年的专著中，他将技术能力定义为“在消化、使用、适应和改变现有技术方面可有效使用技术知识的能力。同时，这种能力能够促使人们在变化的经济环境中创造新技术、开发新产品和新工艺”[9]。同时期，学术界相近的用法主要包括：Bell[10]采用了“technological capacity”；Dahlman和Westphal[11]采用了“technological mastery”；Kim在1997年的著作[9]中将技术学习定义为获取技术能力的过程 ；1992年Pavitt和Bell[12]强调了技术能力积累（the accumulation of technological capability）的重要作用。
1984年，Fransman和King[1]编辑的著作Technological Capability in the Third World突出强调了技术能力在解释经济发展绩效差异中的关键作用。该书的第一部分是“简介”；第二部分是“第三世界的技术能力总论”，第1篇和第2篇文章分别从发展经济学和教育的角度对这些新兴的研究主题做了介绍，第二部分的其余四篇文章从理论和政策的角度关注了第三世界技术能力的一些重要问题；该书第三部分是“国际经济和技术能力”，从国际经济视野研究了世界经济中的哪些变化促进或阻碍了第三世界不同国家的积累和技术变化；第四部分是“学习、工作组织和技术能力”，包括两篇文章，探讨了学习、工作组织和技术能力的关系；第五部分是“案例研究”，收集了源于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九个关于技术能力开发的案例研究。
其实，在专著出版之前，这些文章首次出现在1982年5～6月爱丁堡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召开的“Facilitating Indigenous Technological Capability”研究会议上。1982年，Fransman[13]探讨了中国香港地区的资本品部门和学习过程（learning processes）。
1984年，Teubal[14]对巴西资本品部门的八个企业进行了企业学习过程（learning processes of firms）的案例研究。他指出了制造能力（manufacturing capabilities）获取和设计能力（designing capabilities）获取的区别。与制造相关的学习对象主要包括制造能力积累、操作经验、源于设备相似性的经验和质控程序的优化。与设计相关的学习对象主要包括设计能力的开发、工艺设计能力的开发和全项目管理能力的开发。
世界银行曾经立项“技术能力获取研究项目”（The Acquisition of Technological Capability）。项目资助号为NO.672-48。项目实施时间为1982～1984年。项目主导者是Carl Dahlman和Larry Westphal。项目研究对象包括四个国家—印度、韩国、巴西和墨西哥。虽然团队成员不同，但是每个国家的研究团队都采用了相同的问卷和相似的方法。
每个国家团队的研究对象都聚焦于四个产业，包括水泥、钢铁、制浆造纸及纺织。除此以外，研究团队还进行了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例研究。此项目产出了一批科研成果。例如，Westphal等[15]对韩国技术能力获取的深入研究，报告提出了后来被较广泛采用的技术能力分类。
1983年设在美国纽约的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SSRC）下设的科技指标委员会召开了一次学术会议，讨论了关于国际技术转移相关的概念、测量和比较问题。会议著作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Transfer：Concepts，Measures and Comparisons[16]于1985年出版。该会议中，研究者认识到了技术转移的复杂性超出了此前的想象，影响技术转移绩效的因素众多。除接收国的制度因素之外，自主技术努力（indigenous technological efforts）的水平和方向是重要的解释因素[16]。相对于技术转移概念，技术学习概念强调了学习者需要有主观意图和有意识的努力行为，才可实现技术能力提升。
1987年，Dahlman等[17]明确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技术开发的中心问题并非获取发明产品和工艺的能力，而是获取利用现有技术的能力”“所有的能力难以同时开发，能力的积累需要时间和经验，因此，不同能力开发的次序是个关键问题”。与Westphal等[15， 18]的研究相同，Dahlman等[17]将技术能力划分为三个类型，分别为生产能力（production capabilities）、投资能力（investment capabilities）和创新能力（innovation capabilities）。
1987年，Katz[19]主编了一本重要的关于拉丁美洲制造业技术发展的著作Technology Generation in Latin America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该著作是学者们长期研究努力的结果。
在拉丁美洲，关于技术能力的初始研究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20]。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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