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革命，假革命，要到生产实践中做鉴定
就在辉县洪洲乡造地大战即将拉开序幕的时候，“上面”突然派来了工作组。他们撇开县委，分头下到各个公社“突出政治”去了。一时间，什么“郑永和光说干干十，不抓纲和线，脱轨转向不称职”的小道消息迅速传遍了全县。几天后，郑永和跟往常一样，还是背着锤钻下乡去了，有人看见郑永和急忙把他拉到一边小声说：“风声不好，你把工具收起来吧。”郑永和倒是笑着说：“毛主席说过，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谁敢反对这最基本的活动呀！”
郑永和来到拍石头公社。公社书记孙钊像是遇到了救星，拉着他焦急地问：“他们说我宁愿下地流身汗，不肯坐下把书看，是典型的生产党，他们让我写检查……这生产党，我怎么写检查啊？”郑永和听后告诉他：“你就这样写：我学的还不够，干得更不够；今后要认真学，更要下大力气干！”
回到县城，郑永和与工作组就发生了正面冲突。工作组给他扣上一大堆帽子，逼迫他检讨，说郑永和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郑永和却回答他们：“真革命，假革命，要到生产实践中做鉴定！”不久，他就组织起200多名机关干部，顶着逆风恶浪开到了洪州城，炸石造地，经过一冬一春的努力，在洪洲乡的乱石荒滩造出可种田600余亩。
“十年大干”中还有一次，郑永和得知自己被扣上“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和“生产党”的帽子，要停他的职。他没有走后门、拉关系，而是利用文件还没有下达县里的空隙，组织县直机关的干部，一天当作两天用，修成了群库汇流的样板工程。在遭受到打击和不公正待遇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怨言，也没有停止不前。他总是说：“公心对公事，越干越有劲。”育人“三三制”
1967年，辉县县革委会成立不久，一位农民老大娘捡到一头猪，特意从农村赶到县城，要求县直机关协助寻求失主。但得到的回答却是：“这不属于我们的工作范围。”老大娘又跑到县广播站，要求广播站广播一下，可广播站给的回答也是：“这跟我们的业务无关。”后来，老大娘在县革委会门口正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碰到了刚刚工作完回来的革委会主任郑永和。一席话使郑永和在思想上有了很大震动。为什么革委会刚成立就出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群众把工作送上门来无人过问？这不正说明几千年来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习惯，还在一定程度上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吗。
为此，郑永和立即召集县直机关干部大会，让寻找失主的老大娘讲述来到县城请求各部门协助的经过，又组织大家共同学习毛泽东关于干部转变工作作风的一系列指示，并向大家说，无产阶级的革命政权不同于旧官府，革命干部不同于旧官吏，其本质区别就在于是否密切联系群众，是否是人民的勤务员，是否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为了使“干部不脱离实际，不脱离劳动，不脱离群众”形成制度，辉县围绕“密切联系群众”这个根本性问题进行了机构改革，同时整顿机关作风。县委常委带头实行“三三制”工作方法，即常委分3组，一组主持工作；一组深入基层蹲点，调查研究；一组到农村或建设T地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一月一换班，3月轮一遍，既蹲点，又包片。1970年，县委恢复以后，第一书记郑永和仍坚持率先垂范，下乡时带着劳动工具，沿途为群众挑担、拉车、嫁接果树；与县委第二书记王合保、县委书记李灿等，经常冒着风雪严寒，拉车给水库工地送水泥，给山区群众送煤。修水库缺石匠，郑永和就带领着县委副书记腰系绳索，吊在半空，在悬崖绝壁上和民工一起抡锤打钎、劈山修路。深翻土地时，县委领导也要和群众一样每人每天3分地，轮流到基层参加劳动，留在机关处理公务的干部也要抽时间参加劳动，不仅规定了劳动天数，还规定了劳动定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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