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霍姆林斯基论劳动教育/苏霍姆林斯基教育经典丛书》：
班主任考虑到少年们的兴趣和爱好，力求在他们的劳动中加强试验、研究的性质。他向学生们提出一个努力的目标——在他们的那块地段（约50平方米）上，应当做到每平方米土地收获9公斤甜菜。这项工作对学生们有很大的吸引力，特别是那些已经参加课外农业小组的学生。学生们想到他们也能像甜菜种植者那样达到同样的目标，便受到极大的鼓舞。
劳动终于取得了胜利。每100公斤甜菜的出糖量由14公斤提高到了15.2公斤。由此推算，每公顷土地所产的甜菜能多出819公斤砂糖。最使学生们感到高兴的是：他们知道，在这819公斤砂糖里，有32.76公斤是由于他们那块地段上的增产而取得的。
我们从这个事例和其他类似的事例中看出，当学生在崇高的思想鼓舞下从事长期的劳动以后，他们对言语教育的接受性就大大加强了。观察的结果表明，在作用于学生精神世界的两个因素①之间，存在着不容置疑的相互依存性和统一性。
后来，当班主任又讲到许多其他优秀人物的劳动故事时，还经常提到玛丽娅小组。学生们也经常打听玛丽娅的那个小小的劳动集体现在在做些什么。学生们对教师的讲述怀有强烈的兴趣，是因为他们自己对所谈的那些事情有切身体会。这种讲述始终是跟听讲者对事情结局的高度关心相联系的。教师好比是在诉诸学生的思想和良心，在向他们提出忠告：“人们在劳动，在建立功绩，他们正遇到许多困难。难道我们能够对他们的劳动袖手旁观吗？”教师并没有这样直接说出来，但是当学生们听到关于他们亲自参加的劳动的谈话时，他们正是这样来领会的，而且他们随时准备响应这方面的号召。我们有好几次看到，菲里波夫班上的学生们在五、六、七年级时主动倡议去玛丽娅小组参加劳动，而且是全体出动。凡是小组长和组员们提出的任何意见或要求，学生们都能认真接受。学生们跟玛丽娅小组的联系持续的时间越长，他们对小组的收成情况就越加关心。把学生们跟成年劳动者结合在一起的共同利益越密切，学生们当家做主的意识就越强，他们就越能感到自己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建立劳动功绩的参与者。
其余的班主任也是通过这样的途径，把对学生的思想施加直接影响跟学生的劳动结合起来。他们深信，真正的劳动功绩并不是在非常的环境下，而是在日常的、平凡的生活中完成的。学生的年龄越大，劳动教育的最终目标（使学生参加日常的、平凡的劳动）越临近，就越有必要在这样的劳动中揭示建立劳动功绩的思想。
只有当学生长期参加平凡的劳动，把自己的心思和整个精神生活寄托在这种劳动上的时候，才有可能使他们形成这样的坚定信念，即为共产主义而进行的高尚的斗争就包含在普通人的劳动之中。班主任们在准备接受班主任工作时，就要跟先进劳动者建立联系，以便把他们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进行的忘我劳动作为学生学习的榜样。建立联系最多的是农业方面的先进生产者，他们都在农作物栽培或者提高畜产品产量方面承担了社会义务。在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同时，也让他们积极参与劳动单位的生活。在1953-1956年期间，五至七年级的一位班主任，连续3年向本班学生介绍当地集体农庄先进挤奶员T.薇拉的劳动情况（她提出的目标是每头乳牛每年挤奶2500公升）。班主任通过鲜明的事实来揭示平凡劳动的思想性和目的性，指出农庄庄员为国家生产大量的产品就是为共产主义的理想而奋斗。班主任告诉学生们：仅仅由于挤奶员薇拉一个人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就使全农庄的每个劳动日值增加了22戈比。如果全体庄员都能做出同样的贡献，那么平均每个庄员每天就能挣到56-57卢布。班主任每个月向学生讲两三次，告诉他们：薇拉已经挤了多少公升奶，以及她遇到了哪些困难。学生们对这位女庄员的成绩更加关心了。当薇拉负责的母牛生了牛犊时，有一组学生（他们都是小牛饲养小组的成员）就承担了把这些小牛养大的义务。
在求学期间，特别在五至七年级，学生随着参与劳动集体的生活，随着对于真正的生产劳动的创造性实质有所认识，他们对认识性劳动和试验性劳动的兴趣提高了，这是教育工作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例如，在讲述玛丽娅小组的劳动故事期间，以及通过在农庄的大田里亲身参加栽种甜菜的劳动，学生们对于在学校教学实验园地栽培农作物的兴趣就有很大的提高。其他年级的学生也怀着浓厚的兴趣和强烈的愿望在学校的温室里种黄瓜、西红柿及其他蔬菜，因为教师不仅向他们讲述了有关优秀蔬菜栽培家的故事，而且还吸引他们参加了这项劳动。在教师介绍了优秀农业机务人员的劳动情况，并让学生在机务人员的集体里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之后，学生对制作农机模型的兴趣大大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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