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中华法系作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是一套卓然不群且数千年传承不息的国家治理体系，涵盖了整个古代中国法律的制度、思想和文化。它起自三代，发展于秦汉，定鼎于《唐律》，沿袭至清末，有着自身独特的演进规律和精神气质，展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和深厚的法制文明，曾经对日本、朝鲜、安南等周边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值此之际，对中华法系进行重新认识，挖掘其间的经验智慧以继承创新，既是时代的重任，亦是学者的使命。
早在2013年，我牵头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重新认识中华法系”得以立项，遂组织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梁健、秦涛讲师，洛阳师范学院法学与社会学院邓长春副教授，石家庄学院法学院朱祥海副教授，共同对课题内容进行研究，并按期顺利结项。通过长期的研习、思考，我们对承载着丰富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元素的中华法系，有了更为深入的心得体会，形成了一些新认识。
一、重新认识中华法系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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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探寻中华法系的文化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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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提“复兴中华法系”的意义
20世纪20―40年代，从学者到政要皆描绘出复兴中华法系的美好愿景，但受限于国力与时局，这种愿景虽然美好但并不现实。时隔数十年后，中国已彻底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经济总量长期稳居世界第二，已从“富起来”向“强起来”的宏伟目标奋力迈进。但“强”绝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强大，也包括文化、法律等各方面的强大。因而，重提复兴中华法系的话题，正当其时。
法律归根到底是文化的一个方面。中华文化是世界上绝无仅有且数千年一脉相承的文明奇迹，中华法系也应该成为数千年传承不绝的法治奇观。复兴中华法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正是时代赋予今人的历史使命。但复兴不是复古，而是在传承中创新、在继承中发展，使中华法系成为古今一贯、继往开来的法治文脉。如果说复兴前的中华法系，体现为中国古代长期凝聚而成的有机法律系统，包括夏商西周的“礼・刑”体系，春秋战国秦的“刑・律”体系和由汉到清的“礼法”体系，可称作“传统中华法系”；那么复兴后的中华法系，则表现为日臻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可称作“新时代中华法系”。
首先，复兴中华法系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法系凝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智慧，有很多优秀的思想和理念值得我们传承。”复兴中华法系不是照搬故有的典章制度和法律条文，而是将其中的优秀思想和理念运用于当代法治建设之中，用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
比如，传承中华法系的“大一统”思想，对深入理解“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有着文化支撑意义。大一统思想主张“法权出一”“画一之法”，并用自然之道来论证其合理性，认为自然界以“一”作为权威，“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1，建构起自然秩序；人世间的法律也应该以“一”为权威，在法制建设上要保持集中统一领导，如此才能符合自然天道，表现出强烈的自然哲学意蕴。当代社会要做到政令畅通，同样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统治中心，中国共产党就是这个中心。“古人讲的‘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在当代中国，没有党的领导，这个是做不到的。”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中，“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必须贯彻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上，这是我国法治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治最大的区别。
再比如，传承中华法系的“德主刑辅”思想，对贯彻“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理方略有着文化涵养意义。西汉董仲舒提出：“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助也”。这是“德主刑辅”的理论原型。该理论在两千年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得到了一贯的应用，正如朱元璋所说：“朕仿古为治，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对善良民众用道德礼义加以引导，对刁顽之徒则用法律制度予以制裁。这是典型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治理策略，效果也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古人对德法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尽相同，但绝大多数都主张德法并用。通观我国古代历史，法治和德治运用得当的时期，大多能出现较好的治理和发展局面。”将这样的智慧运用到当代法治实践中，一方面，用道德滋养法律，推动法治建设健康发展，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诉求；另一方面，用法律保障道德，促进以德治国深入落实，引导全社会崇德向善。二者综合为用，道德与法律的合力就能充分发挥出来。德法合治不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一个鲜明特点”，也必将成为“新时代中华法系”区别于其他法系的亮点。
此外，中华法系的优秀文化元素还有很多，如民本、无讼、和合、恤刑、慎罚、情理法相统一等思想理念，都值得我们去传承创新。只有牢记并弘扬自己的文化根本，才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塑造出更鲜明的中国形象、中国智慧和中国精神。
其次，复兴中华法系是构建中国特色法学体系的需要。欲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成“新时代中华法系”，还需要法学理论的支撑。尽管我国已基本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学体系，但目前仍存在着学科设置克隆西方的情况比较突出、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法学话语言必称西方等现象，“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复兴中华法系对建设中国特色的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有着重要意义。
以话语体系为例来分析，早在百余年前，严复在翻译西方法学文献时，就注意到“法”字在中西方语言中存在着重大差异：“西文‘法’字，于中文有理、礼、法、制四者之异译”。连“法”这个法学领域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中西话语差异都如此巨大，足见构建中国特色法学话语体系的重要性。又如“执法”和“司法”这两个词汇，由于近代以来受西方法学话语的影响，将行政机关执行法律称作“执法”，将司法机关施行法律称作“司法”。在人民群众看来，两者都是对法律的实施，无法分清执法和司法有什么区别。当学者将法院、检察院界定为司法机关时，老百姓会问：在司法活动中承担了大量工作的公安机关算不算司法机关？当学者将公安机关定性为执法机关时，老百姓又会问：各级政府部门中都有“司法局（部、厅）”，它们究竟是司法机关还是执法机关？这一系列法治实践中的困惑，都是由缺乏中国特色法学话语体系带来的。
要厘清这些给民众带来困惑的法治话语，还需要回到中华法系的语境中去汲取文化营养。如现行刑法将犯罪分为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两类。人民群众对“故意犯罪”的概念能够理解，对“过失犯罪”就难以理解。学理上将过失分为“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但在民众看来，不管是“疏忽大意”还是“过于自信”，前提都是“应当预见”；既然是应当预见，就不能叫“过失”。因为在大多数普通群众心目中看来，过失就是不能预见，怎么会构成犯罪呢？这不是因为他们法治意识低下，而是因为他们对过失的理解运用的是中国文化固有的思维。《唐律疏议》对“过失”的解释：“耳目所不及，思虑所不到”，即不可抗力、不可预见，相当于现代刑法中的“意外”。对诸如此类不符合中国文化传统的法学话语，需要用中华法系积淀的思想智慧去改造重构，让广大民众能够听得懂、信得过、用得上，才能做到“以人民为中心”，真正建立起中国特色的法学话语体系。
最后，复兴中华法系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出：“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从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探索适合自己的法治道路，同时借鉴国外法治有益成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夯实法治基础。”这一经典论述表明两层重要含义。
其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有坚实的法治基础。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繁荣昌盛，不仅需要有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也需要有先进的法治作为支撑。唐朝作为中国帝制时代的鼎盛时期，综合国力居亚洲之首，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来唐朝觐见的国家有七十多个，长期居住在长安的外国商客不下十万人；唐诗更是文学史上的千古绝唱。同时唐朝法制也很先进，传承了历代法制文明成果，形成礼（仪）典体系、律（令）典体系与习惯法体系和合共生的法律系统，实现了礼与法的完美结合，中华法系至此定型。其从时间上影响及于后世长达一千余年，宋、元、明、清基本沿袭了这一套法律体系，只有量的微调，而无质的改变；从空间上影响了周边诸多国家，日本、朝鲜、安南等国的法律制度，大都是学习、仿行大唐而来，其文化基因与唐朝法制保持着高度的相似性。由此可见，传统中华法系既是大唐王朝走向辉煌的标志，又是华夏民族保持荣光的法制基石。以此可推，新时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必须有坚实的法治基础作为支撑。
其二，要夯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法治基础，必须探索出适合自己的法治道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一百年，我国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可喜成绩，国家文化软实力明显提升，法治建设在走向现代化的同时，也逐渐摆脱西方法系的窠臼，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值此向第二个一百年建设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奋进之际，也到了复兴中华法系的大好时机。具体的方法就是从传统、革命、建设、改革等不同历史时期中，去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自身的法治道路，这既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由之路，也是复兴中华法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道路，使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形成鲜明的中国特色；同时借鉴国外法治的有益经验，使中国法治体系保持开放性。只有建成这样的法治体系，做到了“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兼具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特征，才能够形成一种不同于世界其他法系的新型法系，那就是“新时代中华法系”。
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以上所列者三，既为心得体会，亦为心路历程，以重新认识中华法系之反思始，以寄托复兴中华法系之梦想终。徘徊求索，或有所得，冀望对学术进步有所贡献。
斯为序，亦以为愿！
龙大轩
2022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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