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氏骨伤精要》：
1906年刘济川先生娶妻成家，1910年二月初八，长子刘炳泉生于苏州。1916年十二月廿一，次子刘秉夫（曾用名丙夫、宝龙、葆龙），出生于无锡刘庄。
刘家二子，均承父业，功习中医，治伤接骨。长子刘炳泉悟性较好，且研读众多西医书籍，常探索中西医结合之法并运用于日常的诊疗实践之中。次子刘秉夫自知禀赋不如其兄，不愿与哥哥争名夺利，遂于1929年离开家乡，到扬州电厂工作了三年，期间因工作出色，1932年被破格选送南京资源委员会举办的电业人员训练班学习财会业务，并与孙运璇（后任台湾电力公司总经理、台湾当局“行政院”院长等职）一起在湘潭湘江电厂工作。抗日战争前期，刘秉夫先生还参加其组织的电厂设备西迁四川的工作。1937年，家中发生重大变故，刘秉夫哥哥刘炳泉不幸病故，年仅27岁，刘济川老先生悲痛之余非常希望二儿子回来继承其衣钵，继续把治伤接骨技术发扬光大。刘秉夫先生在父亲的再三催促下，1939年返回无锡，重操旧业，协助父亲接诊。虽然十年未从事骨伤诊疗技术，但刘秉夫很快就进入了角色，跟随父亲共同处理患者，仔细观察父亲的手法及要点，刻苦练功，平时认真做笔记，记录下接诊治疗每位患者的心得体会，并查阅经典医籍．仔细揣摩，融会贯通，诊疗技术及手法各方面均取得突飞猛进的进步，刘济川老先生也是对其严格要求，督促其养成抄方的习惯，倾囊相授其技艺。刘秉夫技术日臻成熟，1943年60岁的刘济川先生认为儿子火候已到，遂把高济春药号内的诊所交给了刘秉夫先生，自己回到刘庄老家养老。1947年末，刘济川先生因中风离世。
父亲过世后，刘秉夫忍住悲痛，更加努力地研究骨伤技术，决心把父亲的治伤经验发扬光大。于是，他系统收集了刘济川先生留下的手抄笔记，并根据实践中对病患治疗的经验，反复揣摩研究，总结出一套内外兼治的“刘氏骨伤”理论。刘秉夫先生在临证时注重辨证论治，审证求因，强调整体观念，标本兼顾，每以小方轻剂起沉疴大疾，反对墨守成规和千篇一律，处方用药独树一帜，多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伤科疾患的内治要点，主张局部与整体兼顾，尤重肝、脾、肾；筋与骨并重，尤重治筋；气与血同举，尤重理气；汤剂与成药同施，尤崇成药。刘秉夫先生认为，人体是一个整体，牵一发而动全身，即所谓“肢体损于外，气血伤于内，气血有所不贯，脏腑由之不合”，故在临床上，对于肌腱韧带疾病着重治肝，骨折病着重治肾，肌肉病着重治脾，但又不局限于某一脏；对于疑难杂症，根据“怪病多由痰作祟”“顽疾多兼痰和瘀”“脾为生痰之源”“肝主疏泄、藏血”“肾主骨生髓”等理论，进行辨证论治，同时注重肝、脾、肾三脏同调，疗效颇佳。根据筋骨关联理论，刘秉夫先生认为凡是骨折，伤筋在先，诸筋皆附于骨，骨伤则筋必伤，因而对于骨折等以骨为主的病证，将筋的治疗也放到同等地位，筋骨并治的治疗原则贯穿骨折治疗的起始到骨折愈合功能恢复的全过程，并总结出“筋强则骨坚，筋顺则骨正”的观点。同时刘秉夫先生认为，一旦损伤，不论伤筋骨、伤脏腑，都能导致筋脉中断或阻塞．以致气血不能正常运行，故理伤的基本原则就是气血兼顾而不能偏废，气伤痛，血伤肿，先痛而肿者为气伤及血，先肿而后痛者为血伤及气；治疗上宜区分先后轻重，若为先肿者以治血为主，先痛者以理气为主。刘秉夫先生根据中医学气血理论，并结合家传伤科治疗经验，悟出“气病多虚多滞，血病多寒多瘀”的见解，提出治气应以补气行滞为要旨，治血以温活为贵的认识，总结出“气易补行，血难滋活”的观点，指出临证用药时应根据“气能生血行血”理论，以补血活血为原则，且以气药为主，先后拟定相应处方如益气活血方、行气活血方等。在临证处方时，刘秉夫先生考虑部分患者病情较重，汤药煎煮时间太长可能会贻误病情，危及生命，所以研制丸、散、丹、片剂以治疗伤科急症，临床使用时多将汤剂与成药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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