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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法比恩•梅德韦基（Fabien Medvecky）博士是新西兰奥塔哥大学科学传播中心的科学传播专家。他拥有哲学博士学位，研究工作涉及价值观、科学和社会之间的交叉领域。

琼•里奇（Joan Leach）教授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澳大利亚公众科学意识中心的主任。她主张科学传播应该面向公共福祉，认为对伦理的讨论会是一个好的起点。

译者简介

王大鹏，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第九届吴大猷科学普及著作奖佳作奖得主，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家与媒体关系，科学传播，国外科学传播理论与实践，新媒体科学传播等。在《中国科学报》《光明日报》《科技日报》等媒体发表评论文章百余篇；在各类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已翻译出版科普研究理论专著多部。

方芗，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副教授，中山大学医学院（双聘）副教授。现任全国环境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科学社会学专委会与全国工业社会学专委会理事。长期从事社会信任、科学技术与社会、医学人文及环境社会学方面的研究。出版学术专著《中国核电风险的社会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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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摘

　　《科学传播伦理学》：
　　我们如何应用这些原则以成为合乎伦理的科学传播者？
　　在考虑原则主义的应用实例之前，值得一提的是，要注意“如何”把它们应用到案例中。这些原则是无等级之分的。
　　这意味着，在默认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一个原则是凌驾于其他原则之上的。没有任何一个原则作为支配我们思想或行为的伦理指针。在某种意义上，它们都需要我们同等严肃的对待。挑战在于，在某些情况下，两项或两项以上的原则可能会产生冲突，并可能会导向不同的方向。这正是棘手的工作开始的地方，并且在许多方面，这也是需要真正地考虑伦理的地方。举例来说，当对有关健康或饮食的一项研究发现进行传播时，效用原则认为我们应该传播对受众来说有意义且相关的方面。但这很可能会导致对“放弃乳制品来抗击癌症”的单一研究所主张的乳制品存在潜在负面影响的误解（Hicks，2014）。另一方面，精确性原则表明，我们应该传播严格、精确、可靠的消息，例如乳制品既有保护作用又有危害效果（Cancer Society，2012）。但有时，可靠的消息不太容易操作，尤其是在像健康这样的复杂领域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考虑相互冲突的原则，对它们进行权衡，并且看看其他原则是如何影响我们的推理的。
　　在这些原则保持一致的情况下运用这些原则时，我们应该坚持每一项原则。也就是说，我们应该确保我们的传播提供了效用，我们的传播是真实且准确的，我们的传播是契合时宜的，而且我们以对公众宽宏大量的精神来做到这一点。然而，这多少有点是一种理想化的责任。当对“现实世界”的实际情况进行认真思考时，我们需要通过评估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哪种原则更具相关性以及哪种原则更有分量，以便权衡每种原则的要求。这似乎表明，这些原则不太可能总是会指向一个清晰的解决方案，或总是会明确地发现我们应当把哪种行为作为“正确的举措”。但无论是从理论基础还是实践基础来看，这都是不正确的。首先，从理论上来讲，这让伦理错失了目标。因为在生物伦理中运用原则主义上已经有了很好的讨论，所以“这四项原则的路径并没有为选择提供一种方法”（Gillon，1994）。作为道德能动者，我们都有责任找到自己的答案，但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利用一套共有的根本性的道德承诺（Macklin，2003）。这些原则所提供的正足这种共同的道德基础。其次，从实践的视角来看，这些原则可以，通常也确实能够作为一个非常有效的道德指针。有时候是凶为似乎只有其中一个原则真正重要，有时候则是因为所有的原则都指向相似的方向。只要有一个以上的原则存在，有时就可能存在张力，但这既不是理论上也不是实践上的障碍。如果硬要说的话，这其实是一种美德；它有助于让伦理更加明确。
　　在第9章中，我们提出了四项原则。我们本可以提出三项、五项或其他数量的原则。但我们最终选定了四项，并不是因为我们一定要找到四项，而是因为这些原则对于科学传播来说似乎尤其具有说服力和针对性。而这样的原则碰巧有四项。所以我们提出了效用原则、精确性原则、关键时刻原则和宽宏大量原则。简单总结如下：
　　效用原则给科学传播者赋予的道德责任是，让他们去考虑这种信息或传播的有用性，去考虑这种信息或传播给那些参与到这种传播之中的人带来的价值，无论是实用价值、智识价值、情感价值还是其他价值。但从根本上来讲，效用原则明确地表明，某个特定的传播不能先验地被看作有价值的或好的。
　　精确性原则给科学传播者赋予的道德责任是，考虑这种信息或传播的可靠性和严谨性，考虑在何时为了便宜性，为了解释效力，为了叙事的流畅或为了其他原因而可以牺牲或降低这种可靠性或严谨性。从根本上来讲，精确性原则明确表明，在任何传播中，所传播信息的可靠性和严谨性总是不尽完美的，并且总是涉及选择。
　　关键时刻原则赋予科学传播者的道德责任是，要考虑这种传播的时机，要考虑何时是传播的好时机，以及何时是传播的正确时机，包括时机对预期影响、对所牵涉的那些人采取行动和做出反应的能力以及情况的紧迫性等的影响。从根本上来讲，关键时刻原则明确地表明，在任何传播中，何时的问题与如何以及什么（内容）的问题同样重要。
　　最后，宽宏大量原则赋予科学传播者的道德责任是，在知识的自主能力方面和参与的广泛性方面，都要以宽宏大量的精神接触他人。从根本上来讲，宽宏大量原则明确地表明，在任何的科学传播中，我们在谁被纳入进来，如何把他们纳入进来以及他们如何带来知识等方面所采取的立场上总是涉及选择。
　　拥有了这些原则，我们现在可以从詹妮佛的案例开始，来看看它们是如何在一些非常实际的案例中得到应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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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导论——科学传播有什么好处？ 1

我们何时该参与到科学传播之中？ 4

故意地保持无知永远是好的吗？ 6

把科学兜售出去的条件是什么？把科学故事化的伦理

是什么？ 8

科学传播者要受制于给他们发薪水的人吗？给他们

发薪水的又是谁呢？ 9

科学传播本身合乎伦理吗？ 10

科学传播的指导性伦理原则是什么？ 11

参考文献 14

第2章伦理、价值观和科学 16

价值观的各种形式 20

参考文献 23

第3章科学伦理的多样 24

参考文献 32

第4章作为伦理行为的科学传播 34

开展传播的责任：从哪里来，为了谁？ 38

参考文献 40

第5 章关键时刻 42

凯逻斯遇到了21 世纪这个时代 44

对“何时”进行科学传播保持透明 46

凯逻斯遭遇到科学政策和利益相关者的紧迫性 48

我们找到了自己所处的时代 50

恰当时刻和科学传播：一种功课 53

参考文献 54

第6 章认识与忽视：信息的效用 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