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本校四位大师的故事
陈孔立（历史系1948级）
余生也晚，但却从1941年开始就住在厦大宿舍，至今已经79年了。记得有一次和潘懋元老师一同参加校史座谈会，我对潘老师说，我和你是同一年进入厦大的。潘老师说：“是，那时你还是小孩子嘛。”是的，潘先生当年是大学生，我是小学生。正因为我很早就生活在厦大的圈子里，有幸和本校的几位大师有所接触，深受他们崇高精神的熏陶。现在我已经90岁了，我想我有责任把我所知道的大师们的故事，告诉后辈，让他们能够从中受益。
一、萨校长和蔡先生的故事
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厦大有许多海外校友，经教育部批准，1980年厦大校友会率先恢复活动。那时有很多校友从海外回来，我经常陪同蔡启端先生接待返校的校友（图1）。蔡启瑞先生担任校友总会理事长，我是理事之一，负责“出版部”，主要编辑出版《厦大校友通讯》。蔡先生对我说要准备写校史，把厦大的传统写出来。当时学校高层有人说：“除了革命传统以外，还有什么传统？”那时还很少人敢于肯定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大学校长。蔡先生说，萨校长出自爱国热忱而献身教育事业的精神对他影响很大，萨校长的事迹应当广为传颂。不久，他就召集陈碧玉（曾经担任过萨校长的助教，著名教育家，厦门市外国语学校创办人）、黄厚哲（遗传学家，曾任本校生物系主任）两位学长和我，共同讨论写一篇《萨本栋与厦门大学》，由我执笔，写成之后，经蔡先生审定，由他亲自拿到全国政协编的《文史资料选辑》（1984年）上发表。
在这篇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萨校长听到化学系一位年轻助教写了一篇论文，就要这位助教去见他，虽然这位助教和他平时接触的机会不多，只见过两三次面，又不是他直接教过的学生，他还亲自帮他看论文，改论文，甚至连英文用字都加以润色。”显然，这里讲的就是萨校长和蔡先生的故事。
在纪念萨校长100周年诞辰的时候（2002年），蔡先生交代我要把“本栋精神”写出来。他说：当年他只是一名年轻教师，和萨校长接触不多，“只是悄悄地敬仰着他”。我对蔡先生说，我当年是生活在厦大校园里的一名初中学生，只是常常见到萨校长的身影，“我是把他当偶像来崇拜的”。所以我在《谈“本栋精神”》（刊登在《萨本栋博士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上）一文的末尾写道：“本文是奉蔡启瑞教授之命而写的。”因为这是两代科学家高尚品格的传承。
二、王校长和卢先生的故事
1950年代前期，厦大派出不少青年教师去北大、人大等校进修（图2）。我和好几位同事在人大。1954年有一天，我突然收到王亚南校长的信，原来他到了北京，前一个星期天，他借了一部汽车来人大校园，没有找到我们。所以写信给我，要我通知在人大的厦大教师这个星期天到他家里见面。接到王校长的信，我十分激动，立即把这个消息告诉同事们。其他学校来人大进修的老师听到以后，感到十分羡慕，他们说：“大校长居然来看你们这些小助教，你们这个校长真的了不起！”
我们来到北京东四九条王校长的家里。那时他的公子王洛林正在高中读书，王校长让他住校，和同学们一同吃“大灶”。当时“大灶”的伙食一个月才8块钱，而我在人大研究班吃的却是“中灶”，一个月15块钱。
那天中午，王校长请大家去一家湖南菜馆吃饭。当时卢嘉锡先生也在座。王校长称他“卢副教务长”。卢先生对大家说，“今天是资本家请客”，原来他把“翻译和研究《资本论》的专家”简称为“资本家”。这充分显示了卢先生开朗、幽默的性格，也显示了两位大师亲密无间的情感，让我们所有的后辈都倍感温馨。
1956年王校长召开会议，讨论提升职称问题，那天参加会议的人好像不少，是在那时最大的会议场所“工会俱乐部”（建文楼的旧址）举行的。各院系领导都参加。当时我是马列主义教研室秘书，教研室主任张玉麟（时任校党委副书记）叫我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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