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盟在西康（1941-1950）》：
二、走亲共的道路
反蒋失败，转而亲共，亲共之后，继续反蒋，这是我在解放前一个较长时期内的政治生活的基本内容。前已言之，我的反蒋，不是为了革命，而是基于个人的政治野心。同样，我的亲共，也不是为了革命，而是基于个人政治上的利害。因为，在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压迫下，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蒋的势力已经深入四川的时候，我的处境岌岌可危，如果在政治上孤立无援，就不可能生存下去。而自从1930年北平扩大会议失败以后，国民党内部的实力集团垮的垮、降的降，已经不成局面，国内可与蒋政权抗衡的政治力量只有中国共产党，除此以外，我找不到其他的政治依靠。因此，我决定走亲共的道路。但是仅有主观要求也不成，幸而又有极为有利的客观条件：首先是，共产党和毛主席的统一战线政策为一切反对蒋政权而愿意向人民靠拢的人们敞开了大门；其次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政治形势越来越有利于革命人民而不利于蒋介石反动集团。正是凭借了这两个有利条件，所以我的亲共也就由假到真，即由原来利害上的暂时利用逐渐变成了政治上的长期依靠，终于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参加了人民阵营。
我同中共的正式接触，始于1938年，即全面抗战发生后的第二年。四川成为抗日根据地之一以后，彼此的联系日益频繁和密切。现在，就我脑中印象最深而又认为重要的事实，略述如下：
1938年夏季，中共中央代表董必武、林伯渠、陈绍禹等由陕北去汉口参加国民参政会会议，道经成都，与我会面于我方正街住所。这是我同中共中央同志第一次正式接触。当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者通过希特勒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蒋介石诱降的时候，投降主义的逆流泛滥于国民党的权贵之中，抗日形势非常险恶，所以我们这次的话题也是以如何团结地方力量、坚持抗日战争、反对蒋介石投降妥协为中心。从他们三人的谈话中，我已初步了解了党的抗日救国方针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政策，同时我也把自己反对蒋政权和拥护中共抗日方针的态度向他们做了明确的表示。经过这次会晤，我同党相互间都有了了解，为我进一步亲共开辟了一条坦途。
1939年夏天，我和董必武、林伯渠等在重庆曾家岩潘文华家第二次会晤。时距重庆“五三”“五四”大轰炸后不久，蒋政府的各军政机关都已疏散下乡，抗战亡国论在国民党当权派中又复抬头。故我们这次会晤，也主要是谈的有关抗日战争的问题。他们几位向我分析了国内外形势，阐释了抗战必胜、妥协必败的道理。尔后我对抗战胜利的信念能够坚定下来，这次晤谈是有重大影响的。
1942年2月，我同中共中央领导人之一周恩来第一次见面。这次会晤，事前是通过民盟的朋友联系的。为了避开蒋介石特务的耳目，时间在深夜，地点在重庆机房街吴宅，在座只有周和我二人，约谈了一小时，谈完后周马上走了。周在谈话中给我扼要地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指出了抗日救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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