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喜欢数学的我也不喜欢父亲。他总是不断地说谎，破灭我的期待。那年他评上了单位的先进，可以去金华疗养，说好了也带我一起去的。他答应得好好的，等我一觉醒来，他已经走了。在我工作之后，我也用同样的任性来回应他当年的做法。二十岁的我要去远方，那是我的梦想。他不同意，我就和他对抗，和他争吵。他愤怒的目光对着我愤怒的目光。我胜利了，可我一点也不感到开心，心里同样是空落落的，无处安放。
我去了山东的济南，看了那里读书的同学；去了泰山，在清晨拂晓时分爬上了南天门的台阶；去了青岛的崂山，去了旅顺，去了威海和大连。大连很美，海蓝、天高、广场大，可是我一点也不留恋。我回到了自己的家，口袋里没有一分钱。我在以后的二十几年里，也常常独自去一些地方，也常常和父亲任性，唯有这样的任性才使我得到和他对话的时间。我已经很少和他说话了，我已经很少和他见面了，我已经很少和他一起吃饭了。我们也似乎在等待，等待各自的宽容，可总是不欢而散，总是愤怒地对视，话语间充满了火药味。而我意外地发现，每一次任性地和他相见，总会发现他又多了几根白发，额头的犁痕又多了几道。近年来，他的头发全白了，也懒得去染，倒成了慈祥的模样。回望这几十年积郁的任性，我不忍见那头雪花般的白发。也许我的每一次任性、每一次愤怒的对视、每一次转身离去，都为这雪花般的白发增加了蓬勃的机会。以至于现在回忆小时候和父亲的那些片段，连自己都搞不清哪一个才是我，哪一个才是我的父亲。他用一辆二十八英寸的自行车带着我和母亲去阿姨家。我坐在三角档上，母亲坐在书包架子上，他骑在火车轨道边那狭窄的路上，他还能和母亲若无其事地说话，和我开心地逗笑，车轮碾过的地方都有过我的担心，又有过我的崇拜和惊诧。也是这辆车子带我去学校报名，读小学一年级。我第一次报名没有被录取，就是因为数学不好引起的紧张，连简单的数数都无法顺利完成。他用车子带着我回家。我似乎听到了一声无奈的叹息。我那时不懂这叹息意味着什么，直到我自己做了父亲，才明白这叹息中有对自己的自责和对尊严的妥协。他的头发全白了，我有时还是任性，却不再用愤怒的眼神和他对视，他也不再用愤怒的眼神和语气。我的父亲是真的老了，使我措手不及。他还在老去，哪一天我的任性还在，而他呢，他那愤怒的眼神呢，去了哪里？我有一次在梦里见到他，满头的白发静静地望着我，什么话也不说。我伸出手去，想同他说几句压抑了很久很久的话，却怎么也抓不住他的手。梦就这样突兀地醒了。夜晚的人们多已经睡下了，现在的我却醒着，从一个梦中刚刚醒来，那是唯一的没有任性、没有愤怒、没有怨言、没有指责地和父亲在一起的梦。没有声音，却似乎把一切都准备好了。我知道自己是在想他了，想我以前逗笑的父亲、车技娴熟的父亲、一声叹息的父亲和以后愤怒的父亲、满头白发的父亲。
唯一一次父亲带我去大舅家里，是去向外公告状的。当然也不全是告状，也是他唯一的一次倾诉。以前没有，以后也不再有过。
外公和外婆都是教师，他们都受人尊敬。我不喜欢外公，是觉得他过于严厉，背地里叫他“老古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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