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枚圆月挂天空/当代著名作家美文自选集》：
我是偶然间看了一个陌生人的读书笔记，才知道“关露”这个名字的。这是一次迟到的阅读，她翻译的《海燕》和《邓肯自传》，早把我耳朵磨出了厚厚的茧子，还有那首很多人张口就来的《春天里》，词也是她作的。我为我的孤陋寡闻深感惭愧。这也是一次严肃的阅读，随着故事情节的升级，我平静的心海上掀起了巨大浪涛，直到完成初稿，不曾退却。
1982年12月4日，老天冷得让人揪心，冷得让人难以喘息。喝下两瓶安眠药的关露，以极为优雅的姿势，躺在承载她疾病和不眠之夜的折叠床上，两手叠放胸前，安然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这一天，距离春天仅一步之遥。因为她背负了将近半个世纪汉奸骂名、坐过十年牢狱，于那个春天刚摘掉帽子。
一个面对日寇侵略，大声疾呼“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赢得了“民族之妻”称号的年轻女子，一个与丁玲、张爱玲齐名的优秀女作家，就这样从中国大地上消逝了。因为是自杀，习惯了盖棺定论的国人，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没有给出她任何评价，只举行了一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骨灰安放仪式，完事了。她的消逝，还没一朵花坠地的声音大，还没一阵风吹拂的力量足。难道她的一生，真的很难下结论吗？当年她为了谁，一头扎进黑暗中，在刀尖上与狼共舞？是为了她自己？
1939年11月的一天夜里，关露正准备修改她的长篇小说《新旧时代》时，接到了一封来自中共华南局最高领导人的密电，内容是请她速去香港找廖承志。年龄三十二岁，有着七年党龄（共产党员）的关露毅然放下手中的笔。等她一刻不停地赶到香港后，见到了两个人，一个是廖承志，另一个自我介绍是潘汉年。那是一次绝密的谈话，她的任务是返回上海，摸清李士群的真实思想，在适当的时候对他进行策反。为什么要打探李士群？因为他之前是共产党，被国民党抓住后，做了日伪特工。
任务何等艰巨，关露心里清楚。临动身时，潘汉年叮嘱关露：“今后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你可不能辩护，要辩护，就糟了。”关露回答：“我不辩护。”
关露真的做到了“我不辩护”，摇身一变成了极司菲尔路76号汪伪特工总部的常客，与李士群老婆一起逛商场、看戏、出席各种场合。很快，她投靠汪伪特务的消息，像投进上海滩中的一枚炸弹，顿时炸了锅。同事、好友、文学追逐者，不解她为什么放着好好的作家不当，偏去当汉奸？他们唾弃她、质疑她，最后远离了她。
1940年3月，汪精卫在六朝古都——南京粉墨登场，激起了文艺界进步团体的抗日热情。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负责人口气生硬地对主管诗歌工作的蒋锡金说：“今后不要让关露参加了。”质疑、封杀，对于一个士兵来说，意味着缴了他的枪械，对于一个“左翼”作家来说，意味着从此她的观点既不能发表，也不再被大家认同。那种痛，像一百根、一千根、乃至一万根针，一齐扎她的心。她不辩护，针就这么一直扎下去，直至扎得她遍体鳞伤。可她就是不屈服。
每次党组织交给她的任务，她都完成得很漂亮。她成功策反李士群，带来的成果是日军的清乡、扫荡计划总是提前被送到新四军手中。完成策反李士群的任务后，又打入日本大使馆与海军报道部合办的《女声》月刊担任编辑，此时，她利用编辑的特权，刊登了很多暗含反战爱国色彩的文章，培养和发掘了大批进步的文学青年。
她也曾因自己顶着“汉奸”的帽子犹豫过，可由不得她犹豫，就为了党的任务，再一次上路了。1943年7月，《女声》杂志社决定派关露去出席8月在日本举行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中国的代表十几人全要被登报，并附照片。关露心想，刊登照片后，那自己就是铁定了的汉奸了！或许是潘汉年看出了关露的犹豫，或许是因为其他原因，总之潘汉年派人送给关露一封信，要她到日本转交秋田教授。当时在中国的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与日本国内的日共领导人失去了联系，希望通过秋田恢复，恰好杂志社给关露介绍的日本朋友中就有秋田。就这样，关露奔赴日本，找到秋田后，使在中国的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与日本国内的日共领导人，恢复了联系。
正是这次任务把她推上了“文化汉奸”的风口浪尖。有人写了一篇内容为“当日报企图为共荣圈虚张声势，关露又荣膺了代表之仪，绝无廉耻地到敌人首都去开代表大会，她完全是在畸形下生长起来的无耻女作家”的文章，刊登在了《时事新报》上，在国内外大肆传播，使关露百口莫辩。事实上，她拒绝了日方要求她在大会上宣讲《大东亚共荣》，换成《中日妇女文化交流》，大概内容是由于语言不通，与日本女作家交流困难，希望两国妇女为了交流方便，学一些对方的语言等等，通篇没一句吹捧日本军国主义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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