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西方人论及创作的意识活动，则可以有意识、意识流、潜意识、集体潜意识等多种精微细密的理论分析。即使仅以他们所使用的这些富有逻辑思考性的术语，来与中国批评家所使用的具象的比喻及玄妙的“神思”等术语相比较，我们也足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与西方的文学批评在性质上之根本的差异了。
虽然西方的文学理论乃是就西方的文学现象所归纳出来的结果，并不能完全硬生生地把它们勉强应用到中国文学批评方面来，可是他们的研究分析的方法以及某些可以适用的术语，乃是有助于我们参考之用的。何况自白话文及标点符号通行使用以来，对于以白话文来写中国文学批评的文字，在精微的分析解说方面也有了不少方便之处。因之，如何来整理中国宝贵的古代遗产，使我们一方面能保存古代传统固有的精华，一方面能使之有理论化、系统化的补充和扩展，这当然是我们今日所当努力的工作。
再就思想因素方面来谈，则中国的说诗传统与中国民族固有的精神思想，实在有极密切的关系。在中国固有的思想中，自当推儒家与道家为二大主流，其影响及于后世者也最为深广。在中国文学批评方面，当然便也不免留下了受有这二派思想影响的明显痕迹。所以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虽然一代有一代之流派，一家有一家之学说，可是大别言之，则在说诗的传统中却不得不推受儒家之影响而形成的“托意言志”的一派，与受道家之影响所形成的“直观神悟”的一派为二大主流。
儒家思想原是一种重视实践道德的哲学，所以当其影响及于文学批评时，便形成了“说理则以可实践者为真，言情则以可风世者为美”的一种衡量标准。因此说诗人乃经常喜欢在作品中寻求托意，并且好以作者之生平及人格为说诗与评诗的依据。这正是“托意言志”一派之所以盛行的主要原因。
至于道家思想则主要在于重视自然而摒弃人为，所以庄子既曾说过“得意忘言”的话，又曾经有过使“象罔”求“玄珠”的比喻，其影响及于文学批评于是遂形成了一种弃绝智虑言说而纵情直观的欣赏态度。更加以禅宗思想的流人中国，其“直指本心，不立文字”的妙悟方式遂与道家思想相结合，而更加强了中国说诗传统中“直观神悟”一派的声势。
以上两派说诗的主流实在各有其独特的长处，不过从现代文学批评的观点来看，则托意言志一派的拘执限制与直观神悟一派的模糊影响，当然也各有其不可讳言的缺点。
先就“托意言志”一派而言，中国自《诗经》《楚辞》以来，比兴讽喻之说可以说早就为此派奠立了悠久的历史传统。虽然西方现代的文学批评强调作品本身的重要而忽视作者的生平，以为作者之生平与作品之优劣并无必然之关系，这种论调就评价文学本身艺术之成就言，原是不错的。可是在读中国旧诗时，则对某些作者之生平及其时代背景之了解，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因为中国既有悠久的“托意言志”之传统，不仅说诗者往往持此以为衡量作品之标准，即是诗人本人，在作品中也往往确实隐含有种种志意的托喻。说诗的人如果忽略了这一点，在解说时就不免会发生极大的误解，从而其所评定的价值当然也就失去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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