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中医名医名方录》：
吴佩衡（1888-1971），名钟权，四川省会理县人。云南四大名医之一。吴佩衡是云南扶阳学术流派创始人、著名中医学家、中医教育家、全国中医扶阳派的代表性人物。
吴佩衡于1906年拜当地名医彭恩溥先生为师，在彭师教诲之下，导入医学门径。由于他勤奋上进，很受师傅器重，除传授医术之外，对中药知识亦获益不少，举凡生药、饮片、丸、散、膏、丹以及药材的碾、打、炮制，无不悉心操练。从师四年，打下了医学的初步基础。
吴佩衡从师卒业后，禀承老师的学理，对内外感伤及各种常见杂病，每施以时方、验方而获效，但遇到疑难重证，常感到束手无策，深知学医不勤求古训，博采诸家之长，仅凭师传口授，单方独技，是不能更好地为患者解除疾苦的。于是他复读仲景之书，深受《伤寒论》仲景序言启迪，溯本求源，又遍索《黄帝内经》《难经》《备急干金要方》《外台秘要》等经典医籍，将其所悟，付诸实践，获得不少可贵的临证经验。如他对瘟疫与温病的治疗，认为人身真阳之“少火”决不可损，而邪热之“壮火”必须消灭，瘟疫、温病“壮火食气”之证，对人危害非浅，论治之时，决不能对瘟毒、热邪忍手而姑息。他本着《黄帝内经》“亢则害，承乃制”的精神，对热盛灼阴之证，能当机立断，施以“急下存阴”或“养阴制阳”的治疗方法。早年他曾创用白虎、承气合方，经腑两燔并蠲，挽救了阳极似阴的垂危重证；针对疫邪盘踞募原而有鸱张之势，巧妙地在达原饮中加用石膏，杜绝了邪陷内传的不良后果。在这方面，他既汲取了前人的经验，又不墨守成规，体现了创新精神。
吴佩衡生平治学，从不以一隅之得为满足。他曾说：“医之为人，所不可不习，尤不可不精于斯道矣。”为了寻找行医创业的道路，也为了游学访贤，增广见识，务求在医学上有很深的造诣，他于1921年来到了云南。初到昆明，得知当地习俗相沿成风，皆谓滇省地处云岭之南，风高物燥，凡病皆多温燥而少寒湿，认定麻黄、桂枝只宜用于冬月严寒，而春夏秋三季皆禁用；于夏秋季节，竟将花生、辣椒、红糖之类列为忌食之品，何况于姜、附之药；处方用药，动辙不离生地黄、石膏、犀角（现为禁用品）、黄连，侥幸中效，视为医生的功劳，若无效，甚或因而证变者，则归咎于天命难挽。他见状，常自思量，试问春、夏若遇麻黄、桂枝之证，冬寒遇到石膏、犀角之证，将如何分别施治呢？他认为医学关系到人身安全，不研究疾病的规律，不探求其至理，盲目从事，则会贻误后人。他十分崇尚清代名医柯琴的观点：“夫四时者，众人所同，受病者，因人而异，汗吐下者，因病而施也，立法所以治病，非以治时。……仲景因证立方，岂随时定剂哉？”并效学清代医家陈念祖“日间临证立方，至晚间一一于经方查对”之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治学精神，临证时一丝不苟，认真总结经验，不回避失败的教训。多年的实际体验，使他悟出了一些严谨求实的治学道理。他曾说：“盖凡一种学问，非寝馈其中数十年，断难知其精义之所在。”还认识到“古今医理，极而难穷，欲得一守约之道，实未易也”。他在《医验一得录》中说：“苟执一法以绳之，鲜有不失且误也，识别阴阳为治病之定法，守约之功也。故治法贵在活泼圆通，宜求其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之实据而消息之，则所失者寡矣。”中年以后，他集中精力研究仲景学说，大力倡导经方学理，强调阴阳学说为中医理论的精髓，辨证论治是临证诊疗的准则，以探索学术真理的大无畏精神，冲破了当时的某些市风习俗，在云南医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临证治疗，遵古但不泥于古，务求实际，大胆创新，古方今用，拯救了不少垂危患者，显示了超群技艺和个人胆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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