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传播研究（第一辑）》：
一个主导框架是电子网络，数字技术与19世纪的中国和15世纪的欧洲兴起的广播和印刷媒介有着根本不同。卢西亚诺·弗洛里迪（2014）主张在哥白尼、达尔文和弗洛伊德之后进行第四次革命，其中信息空间是由自然、合成、混杂、工程、人类和技术现实整合而成的本体。这是基于虚假中立的工具主义。技术设计的网络由自动算法机制促进和管理。这个有生命和无生命的信息空间由“inforgs”单元组成，是信息化的一元论。在弗洛里迪看来，数字网络是社会科学和分析哲学的智力结合。
我们从思想史中了解到，严格一元论版本的“一”已经失去信誉。充其量，它们代表了西方的理性准则。不管是道德绝对、经济功能主义还是数字工具主义，都没有解决我们的主题——多元主义和跨文化传播中的“一”与“多”问题。康德式的道德绝对与笔者所持理论中的道德普遍性并不完全相同。康德的定言命令和笛卡尔的本质主义都是独断的，我们将其与支持它们的理性人建构一起扬弃在历史中。信息网络中的人类主体性是不明确的、空洞的，必须回应鲍德里亚的拟像观。一元抽象和人文普遍性这两个概念在认识论上是截然不同的，除非我们强调这一点，否则我们会犯范畴错置的逻辑错误。理性形式主义被准确地批评为不适合跨国和跨文化的媒介伦理。为了让今天的跨文化传播有意义，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普遍性。挑战在于一种让“一”接近人们的日常生活存在的普遍主义模式，因此人类存在的多样性就成为可识别的，而不是埋藏在抽象的形而上学之下。
在伦理学中，于尔根·哈贝马斯受益于康德的传统，通过在他的话语理论中引入对话路径来从根本上重构它。正如他所观察到的，“如果哲学不能超越抽象的理性概念，那么它就会陷入再生产它原本想要批评的具体意识结构的危险中”（Habermas，1984：363）。哈贝马斯反驳了康德的论点，即在定言命令驱动下的反思性个体将会对责任要求得出相同的结论。哈贝马斯坚持认为，由于道德观点源于所有受影响者之间的一致意见，康德的绝对主义面对多元化的环境是站不住脚的。
捍卫抽象的善现在被认为是对多元社区进行道德判断的知识帝国主义。我们需要另一种普遍性。我们应该在完全不同的基础上构建“一”，而且，必须在此之前完成理论的重新理论化，不掺杂以非偶然性为出发点的奢侈。继承着海德格尔之后的存在主义遗产，伦理原则应被嵌入历史，而不是表现为客观主义的绝对事物。多元主义理论将规范现象置于文化和历史之中（参见Doris & Stitch，2005），人类可以重新思考规范现象的性质和基本原理，但不能根除它们。“规范和价值观不是文化所具有的东西，而是文化本身。”（McDonald，1986：3）“一”位于人类的存在之中，而不是固定在时空之外的形式化的抽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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