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文化论（暨南文库·新闻传播学）》：
我们先从电影的底本苏童的小说《妇女生活》谈起。作为一位先锋作家，苏童以善于描写女性著称。在《妻妾成群》《红粉》等小说中，苏童塑造了一批个性各异的女性群像，如《妻妾成群》中的颂莲、《红粉》中的秋仪和小萼，并且女性形象都是反叛性的。然而，苏童塑造各种叛逆的女性形象，却不是迎合妇女解放的宏大叙事潮流。“五四”以来，中国文学被纳入现代性的宏大叙事框架中，流行的是“革命”“改革”“新”等词汇，现代性的宏大叙事许诺人们一个光明未来，各种社会问题似乎只要借助于革命、改革、发展就能全部解决。妇女解放运动便是在此历史语境中蓬勃开展的，该运动强调女性只要勇敢地从父权制压迫的传统中走出来，跟上时代步伐，就将赢得个人幸福，实现自我价值。苏童小说中的很多女性就是这样，她们受时代环境影响，要实现自我价值，于是勇敢地和过去的生活决裂。不过，在苏童小说中，时代变迁并没有让女性得到真正解放，相反，那些追随时代潮流反叛家庭、追求自我解放的女性，并没有得到时代所许诺给她们的个人幸福，她们不是被时代抛弃，就是无法适应新的生活环境。总之，她们最终都被迫回到了其要反叛的世界里。《妇女生活》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在这个完全属于女性的世界中，男性失去了中心地位，三代女性家庭由于各种原因都失去了男人，但在一个完全属于女性的世界中，苏童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女性真的解放了吗？
《妇女生活》由三代女性故事组成：娴的故事、芝的故事和箫的故事，她们共同组成“妇女生活”。苏童以“妇女生活”为题，显然意指所有中国妇女，故事中三位女性的命运基本上是重复的，第一个出场的娴的家中就没有父亲，因而可以推测，娴将重复其母亲的命运，小说的结尾依然如此。箫的孩子一出生父亲便与母亲离婚，可以预见，这个孩子的命运依然如故。每个女人的命运都重复了前一个女人的命运。这个开放的故事结构似乎告诉读者，女性命运永远如此。甚至这个开放结构也意味着这样的女性生活没有开始和终点，无论在什么时代里都一样。苏童有意识地选择20世纪30年代、50年代和80年代作为故事的历史背景，按照一种历史变迁的线性模式叙述故事，但通过故事内容我们发现，苏童嘲讽的正是现代性的宏大叙事模式，因为社会时代的历史变迁，并没有像启蒙者许诺的那样带来进步和幸福。相反，历史时间虽然不停前进，但女性的生活形态却停滞不前，毫无进展。芝的命运不比娴更好，她勇敢地和资产阶级家庭决裂，投入工人阶级家庭，完成了从旧社会向新中国妇女的身份转变，但她从一开始就不适应工人阶级家庭的生活，工人阶级家庭也不能忍受她，而工人阶级家庭也不比资产阶级家庭生活得更崇高，真实的历史依然是庸俗琐碎的日常生活，洗衣、做饭是家庭生活的主调和主要矛盾所在。最终，芝忍受不了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回到了资产阶级的母亲家中。其母娴年轻时也是这样，怀着明星梦，离开照相馆，可历史却跟娴开了个玩笑，孟老板抛下了有身孕的她，携资逃到香港。娴不得不怀着身孕回到她所厌恶的家中。其实，在苏童另一篇著名小说《妻妾成群》中，他塑造了一个名叫颂莲的知识女性，这个具有强烈反叛气质的知识女性，却是从现代出走，毫不犹豫地踏人了妻妾成群的陈家，并很快融入那个充满腐朽气息的传统家庭中，与其他妻妾争风吃醋。这些故事说明了真正主导女性生活的不是改革、现代性之类的宏大叙事，而是日常生活，婚姻、家庭、生育、物质才与女性的命运休戚相关。
在苏童看来，男性仍然在社会与日常世界里占据着主导位置，女性生活的日常生活结构几千年来没有大的改变，所以女性命运没有本质变化。尽管苏童对男性充满了厌恶，在他的小说中，男性总是不值得信任，他们形象猥琐、充满情欲和缺乏道德意识，但是女性的社会与家庭反叛仍然要借助于男性。《妻妾成群》中的所有女性被垂死的老头陈佐千控制，知识女性颂莲也不例外。在《妇女生活》中，娴的全部希望寄予孟老板，芝则寄予工人邹杰，箫则寄希望于小杜，所有女性都没有摆脱对男人的依赖，男人的道德行为决定了她们最终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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