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研究院院长，兼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广东、海南等地方政府决策咨询顾问。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东北大学等多家高等院校的特聘教授。

多年致力于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研究，共出版中英文专著四十余部、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八百余篇，形成研究报告七十余部，提交了大量政策建议报告，在决策和实践层面产生了积极影响。曾获得“五个一工程奖”“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中国发展研究奖”等奖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002年被中宣部、国家人事部和国家科学技术部联合授予“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荣誉称号，2009年入选“影响新中国60年经济建设的100位经济学家”，2015年入选《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经济学卷）》。

匡贤明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经济研究所（RCEP研究所）所长。

长期从事改革政策研究工作，重点关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参与国家与省部级委托的政策研究项目数十项。出版专著十余部，在学术期刊上发表十余篇论文，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等主流媒体发表文章百余篇。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当前，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作为具有巨大发展潜力、并正处在经济转型升级关节点的大国，需要以结构转型应对风险挑战，以结构转型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如何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如何把握结构转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如何以结构性改革实现结构转型的重大突破？如何以制度型开放推进制度性变革？成为我国推动高质量发展亟待回答的重大问题。本书从产业结构转型、科技结构转型、消费结构转型、城乡结构转型、能源结构转型、贸易结构转型涉及的重大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以结构转型为主线的结构性改革的基本思路和以高水平开放推动结构转型的相关建议。

《结构转型》一书从产业结构、科技结构、消费结构、城乡结构、能源结构、贸易结构六大方面全面系统地分析了如何推进结构转型，对推动高质量发展、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国务院研究室原主任  魏礼群

当前，我国正处于结构转型升级的关节点。未来十年左右，结构转型仍有较大空间，经济增长仍有较大潜力。《结构转型》一书对我国结构转型的进程挑战、主要目标、重大任务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就务实推进结构转型提出针对性建议，对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具有重要启示。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张卓元

《结构转型》一书回答了如何把握结构转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如何以结构性改革实现结构转型的重大突破、如何以制度型开放推进制度性变革等事关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全局性问题，并且提出了相关的行动建议，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原会长  宋晓梧

随着我国人均GDP和人均国民总收入的持续增长，包括需求结构在内的经济结构发生明显变化。《结构转型》一书把握社会需求变化的大趋势，指出我国结构转型的基本趋势，对我国应对内外挑战、推动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  曹远征

三、 推动结构性改革与结构性政策调整

1.以结构性政策调整稳定短期经济增长

（1）短期经济增长压力有所加大。2022年上半年，我国GDP增长为2.5%，其中第二季度仅为0.4%，增长压力明显加大。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的影响，一方面，消费增速明显下降。2022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负增长0.7%，消费预期转弱的挑战明显。另一方面，包括服务业企业在内的相当多的市场主体难以正常运营，经营压力明显加大。2022年1—7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利润总额下降14.5%，私营企业利润总额下降7.1%。另一个挑战是民间投资持续下降。数据显示，2021年民间投资增速出现反弹，达到7%，但到2022年7 月，民间投资（累计）增速又下降到2.7%，成为202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2）实现5%左右的增长是保持战略定力的坚实基础。到“十四五”末达到现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未来15年GDP实际增速需要年均达到4.78%左右。

（3）关键是增长潜力的释放。未来15年，如果有效释放经济转型升级蕴藏的巨大潜力，依托我国巨大的市场，依靠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经济实现年均5%左右的增长是完全有条件、有可能的。

2.以结构性改革推动结构性政策调整

（1）结构转型需要结构性政策调整，更需要结构性改革的突破。

——结构转型需要更加灵活的政策体系，调整政策是推进结构转型的直接需求。比如，实现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推动以自主创新为导向的科技结构转型与绿色低碳的能源结构转型，这些都需要更加灵活的投资与开放政策。

——结构转型需要国内政策与国际制度的有效衔接。比如，在推进高水平开放进程中，对标国际竞争中性准则，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产业政策以更加精准的“因产制宜”的形式，有效发力。

（2）结构转型伴随体制的深刻变革，需要结构性改革的突破。比如，在行政体制改革方面，推进政府职能向以公共服务提供为主转变，加快建设高效率服务型政府，才能更好促进结构转型。

（3）结构转型伴随着政策调整与体制变革的密切配合，需要结构性改革的突破。例如，在推进教育培训政策调整的同时推动教育体制改革。我国现行的教育发展方式带有考试型、封闭性、行政化的特点，这正是难以形成自主创新能力、人才供给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为此，要在教育监管政策调整的同时推动教育由规模型向质量型转型、由考试型向能力型转型、由封闭性向开放性转型、由行政化向专业化转型。

3.以深化结构性改革破解结构性失衡

（1）作为14亿人口的大国，结构转型仍有巨大空间。一方面，相比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我国结构性政策可以发挥比总量性政策更大的作用；另一方面，我国还面临着比较多的结构性失衡，并由此形成结构性风险和矛盾。其中有些矛盾和风险还相当大，需要高度警惕。

（2）结构转型的历史使命。我国面临的不平衡的挑战，既有发展本身不平衡带来的结构性失衡，也有政策不协调与新旧体制摩擦带来的结构性失衡。从发展历程看，14亿人口大国在发展进程中，不断解决旧的结构性失衡，同时又不断产生新的结构性失衡，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由此也形成了结构转型的历史使命。

四、务实推进制度型开放

1.推进制度型开放

（1）以扩大内需为导向推进高水平开放。

——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世界多样化、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产生更多需求。预计到2030年，我国累计商品进口额有望超过22万亿美元。

——随着我国经济全面深度融入世界，释放14亿人的内需潜力、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需要以更高水平开放融入国际经济循环。

——以扩大内需为基本导向的高水平开放，就是要以主动开放释放14 亿人大市场潜力，以主动开放的重要动力实现内外市场联通、要素资源共享，构建更加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

（2）以服务贸易为重点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服务贸易已成为全球自由贸易与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我国推动高水平开放的重点所在。以服务贸易为重点构建更高层次开放合作新格局，是加快建立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关键所在，是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释放经济转型升级内需潜力的重大举措，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任务。

——加快推进服务业对内对外开放进程。在服务业市场开放与服务贸易发展直接融合的背景下，加快打破服务业领域的市场垄断与行政垄断，推进垄断行业向社会资本开放，推进服务业领域国有资本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