纱阁戏人是流行于山西平遥的一种纸扎艺术，集彩绘、剪纸、雕刻、戏曲等多种艺术综合于一体。它将泥塑纸扎后的戏剧人物放置在木阁制作的戏台内，内部还装有屏风、隔断、砌末，与三到四个戏剧人物组成一出出精彩的戏剧场面，犹如浓缩版的戏剧舞台，供人欣赏。这一独特的民间艺术表现形式，既是地方戏曲与商业经济发展变迁的见证者，也是地方民俗文化与民间美术的表达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本书以纱阁戏人的生成、演变与传承为脉络，探讨纱阁戏人与地方社会和民众在不同历史文化语境中的互动关系，关注并反思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并试图为纱阁戏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解决之道。
《汾州府志》 记载：“平遥县，古陶地，帝尧初封于陶，即此。” ①平遥县位于山西省中部，太原盆地西南，太岳山之北，太行山、吕梁山两襟中央。全县总面积达1260平方公里，辖5镇8乡3个街道办事处，211个建制村 ， 总 人 口 数 达 53 万 ， 农 业 人 口 多 达 42 万 ， 耕 地765132.15 亩，占全县总面积 40.69%，是山西省的人口大县，农业大县。
历史上，平遥干旱、洪涝等自然灾害频发。在 《平遥县志》 中记载：“万历十四年 （1586），正月旱至七月，五谷未种，秋后降雨，民有种麦者。一冬无雪，又旱至次年五月，麦田尽槁，有朝出而夕死者，有就途尸割肉而食者，闻之者恻然”；“万历三十八年 （1610），大旱，一粒不收，死殍载道”；“康熙六十一年 （1722），夏秋干旱，斗米价至九钱有零。疫死民无数，逃之过半”。② 这些自然灾害对于靠天吃饭的百姓来说无疑是沉重的打击。耕地面积有限，人口众多，水资源的相对贫乏，再加上自然灾害的侵袭，使得人均农产收入十分有限。在万历三十七年 （1609） 编纂的《汾州府志》 中记载：本邑“地脊薄，气刚劲，人多耕织，少商贾”。 平遥曾一度是“土瘠民贫”之地。
明清时期，随着人口的急剧增长，人均土地面积明显下降，平遥多有人外出经商谋生。“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商贾足迹遍布全国。清初到康熙年间，平遥商帮的势力遍及江北和江南。到嘉庆十八年 （1813），异地“迩来商贩云集，居奇罗珍增前数十倍”。嘉庆末年，平遥商帮已遍布全国通都大邑、水陆码头。各种货物源源不断运进古城，又直接发往省内外。平遥成为晋中最大的商品集散地，有了“填不满、拉不完的平遥城”之说。 商业的繁荣发展带动了票号业的兴起。随着业务的扩展，平遥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票号中心城市。故民间有了“进了平遥城，银子元宝绊倒人”的说法，用来形容当时平遥商业之发达、经济之繁荣的景象。商业的发达为平遥纱阁戏人的产生创造了便利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条件。除此之外，平遥地方文化对纱阁戏人艺术形式的生成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纱阁戏人集雕塑、纸扎、书法、绘画等多种艺术于一体，而雕塑对戏人神态动作的塑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清代许立廷制作的纱阁戏人人物表情活灵活现，这不仅体现出他对戏曲演员的深入观察和雕塑技巧的灵活运用，也反映了当地杰出的彩塑艺术为纱阁戏人的制作提供了最佳学习的范本。平遥彩塑以庙宇彩塑为主，反映着北方汉民族的宗教信仰、民俗风情、聪明智慧和艺术积淀。平遥彩塑始于东汉，进入宋、元、明、清时期，平遥彩塑进入艺术成就的辉煌期，以五代镇国寺万佛殿彩塑，元代金庄文庙儒学彩塑、清虚观道教彩塑，明代双林寺、清凉寺、陈西村七佛诸神祠佛教彩塑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彩塑精品相继出现。 其中，尤以世界文化遗产双林寺和镇国寺的彩塑举世无双。现如今，虽然无法考证当年许立廷制作三十六阁纱阁戏人时是否参考过双林寺、镇国寺等寺庙里的彩塑，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一定去过这些寺庙的庙会，尤其是每年双林寺四月初八的会，是平遥最有名、最盛大的庙会，宗教活动、商事集会、娱乐、教化、议事、交流，这些社会功能性活动都在这个时间、空间里集中展开。因此，当人们去参加庙会，进到寺庙里求福祈愿时，那些精美的彩塑对民众来说首先是神祇，其次才是艺术，在潜移默化中教化着人们的思想，影响着人们的审美观念。某种程度上，受周围环境的影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有着一脉相承的艺术感知力与创造力，所以纱阁戏人的制作，也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学习、参照、模仿当地的彩塑艺术。除了杰出的寺庙彩塑艺术，平遥的民间戏剧如晋剧、木偶戏、皮影戏、弦子书等，充实着当地民众的精神世界，从而为手艺人制作纱阁戏人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平遥地域文化孕育了纱阁戏人，地方民间艺术影响并促成了纱阁戏人的艺术表现形式，发达的商业贸易直接或间接促进了纱阁戏人的形成和发
展，最终形成了鲜明的地方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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