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加强对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评奖工作的领导，中国作协成立了以铁凝主席为主任，党组成员、副主席李敬泽为秘书长的鲁迅文学奖评奖协调委员会，具体指导评奖工作。党组书记处成员李敬泽、吴义勤、陈彦、邱华栋、施战军、邓凯和副主席阎晶明分别担任各评奖委员会主任或副主任，全程参与评奖的组织领导。成立由党组成员胡邦胜担任组长的纪律监察组，全程监督评奖。同时，根据《鲁迅文学奖评奖条例》的规定，认真遴选确定了76名作家、评论家、翻译家及文学组织工作者担任评奖委员会委员。

鲁迅文学奖是体现国家荣誉的重要文学奖之一，旨在奖励优秀的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和文学翻译作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繁荣发展。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奖评奖办公室编辑的《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这套文集是由中国作家协会授权的、国家高级别文学大奖的选本，代表2018-2021年度中国文学成就。作品集共六卷，按照鲁迅文学奖奖项划分分为中短篇小说卷（中篇小说奖和短篇小说奖合并为一卷）、散文杂文卷、诗歌卷、文学理论评论卷、报告文学卷和文学翻译卷，是此次鲁迅文学奖的获奖作品精选合辑。有精平两种装帧，旨在满足广大读者阅读和收藏的不同需要。

新时代文学写作景观（节选）

★杨庆祥

这是一个人民的世纪

——第八次全国青年创作会议大会发言

尊敬的各位与会代表，亲爱的青年作家同行们，大家下午好！

很荣幸能以一个青年写作者的身份在这里发言。我发言的题目是《这是一个人民的世纪》。

众所周知，自现代以来，青年就不仅仅是一个生理学的概念，它更指向一种热烈的青春气质和丰沛的创造性力量。青年写作的图景，也不仅仅是一种文字的自动表达，而更是一种心灵形式和历史形式，就前者而言，它“内图个性之发展”，就后者而言，它“外图贡献于群”。这两者的综合，奠定了整个中国现代写作的起源和经典谱系，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赵树理、孙犁、柳青、路遥、汪曾祺，这些卓越的创造者正是以一种深刻的“青春性”从历史中获得了形式，并将精神性的光谱，折射进推动民族解放、社会进步和美学构造的实践行为中去。由此，写作不仅仅是在解释和想象世界，同时也在改造和建设世界。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时序轮回，转眼我们已经站在了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当代法国哲学家阿兰•巴丢有一篇著名的文章——《世纪》，他开篇就提出疑问：“这是谁的世纪？你们的还是我们的？”我想借用他的这个提问，来理解我们身处的此时此刻以及此时此刻一个青年写作者的责任和义务。

这是一个商业的世纪吗？资本和利润构成了这个世纪的重要逻辑，在一种高度物质化的语境中，精神性因为猛烈的撞击而变得复杂多变起来。

这是一个游戏的世纪吗？我们必须承认，有一种不严肃的虚无和虚拟正在我们的世纪游荡，它嘲笑着正剧，解构着价值，却在患得患失中失去了生活的质数。

这是一个“网红”的世纪吗？多媒体的技术发展以一种即时性的方式参与着文化的生产和传播，并在这种传播中获得一种可能过于浮夸的存在感。

不，这些都不过是居伊•德波所谓的景观化的表象，如果我们的青年写作仅仅停留在这些景观化的层面，就会因为某种内在性和整体性的丧失而失去对话的力量。

我亲爱的青年同行们，我们正处在一个急剧变动，迅猛发展的时代，多元并存的文化观和价值观丰富着我们的认知视野，同时也在以不同的方式拉扯着我们。青年面临着诱惑，青年写作的道路并非一片坦途。

那么，究竟什么才是我们这个世纪的重心？或者说世纪的重心以什么形象呈现其美学和历史的内容？经过长久的思考，我的回答是，人民！是的，这是一个人民的世纪。这里的人民，不是抽象的概念和空洞的符号。他们是工厂里的工人、耕作中的农民，他们是脚手架上的务工者，是讲台上的教师，是手术室里的医生，是我在早起和晚归的地铁里，遇到的一个个行色匆忙的上班族。是的，这就是我们的人民，在神圣劳动的召唤下，为追求人类幸福的自我完成和自我发展而不懈工作的普通人。

这是我们写作的生命之源和精神之源。我曾经在太行山区一个小镇的街头，听到两位母亲用河北梆子高唱她们的人生故事，其时群山肃穆，歌声嘹亮：对生的热切的渴望和信任，对世界的直接敞开和表达，用最贴切自我的形式，表达着普遍性的生命意志。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和真正的中国故事啊，那一刻，我被深深震撼了。

青年同行们，写作者的力量只可能来自于我们脚下的大地和我们身边的人民。这些年来，我和我的同代人们一直在创作中努力实践这种知行合一的美学观和写作观。我们忠实于自身的经验，但同时以一副白热的心肠投身于时代生活的热烈和喧嚣，它的阔大和无穷。在前辈作家的注视中，在同代人的和而不同中，我们汲取古今中西的滋养，创造了并将继续创造着我们的主体性、民族志和世界语。

我们还做得远远不够，但我们会一直努力。

我亲爱的青年同行们，真理必须探究，正义值得追求。时代从来不主动呈现其面容和形式。光荣属于那些执著探索和艰苦书写的灵魂。愿各位的作品能够给时代以铭记，愿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人民的歌哭，在世界语中不朽！

谢谢大家！

2018年9月21日

21世纪青年写作的坐标系、历史觉醒与内在维度

一、如何界定“青年写作”

讨论青年写作的难度，首先在于怎么界定“青年写作”。这看起来就是一个极其模糊的词语，与其密切捆绑的概念还有青年作家、青年批评家、青年学者等等。即使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对青年的界定也一直处于变动之中，目前社会学总体趋势是将青年的年龄无限后延，比如最新的指标是四十五岁以下——一些国家和机构甚至放宽为五十岁以下——而在早几年，这个指标是四十岁以下。这些后延的指标满足了一种“永远年轻”的心理期待，而变化不居的数字暗示了青年果然是意识形态争夺的峰地，谁拥有青年，谁就拥有未来。或者用另外一句更耳熟能详的话来表达——“世界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就是永远的青年。

在文学研究的场域，对青年的界定更是困难。按照斯坦纳的观点，所谓文学理论，不过是为了应对现代科学理论而创造出来的一个概念，本身就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这个意义上当然也说不上有多少科学性。① ()近世以来，所谓的文学研究往往都是从社会学、历史学和心理学等等其他学科借鉴概念，这几乎毁坏了文学原本脆弱的根基，也从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文学的天性，让文学——尤其是所谓的文学研究面目可憎，对文学研究憎恶的话题容以后再发挥。我在这里想要强调的是，几乎难以对“青年写作”这一概念做出一个极具科学性的界定，它属于一种“习惯性用语”。如果按照索绪尔的观点，语言的本质不过是一种约定俗成② ()，那么在文学生活和文学话题中，大量使用“青年写作”之类的概念只能属于“约定俗成”。所以我只是在约定俗成的意义上来谈论青年写作。所谓的约定俗成大概指这么一种情况，当我们谈论“青年写作”这个词的时候，会自然地在眼前浮现一幅地图，这幅地图包括为数众多的作家、质量不一的作品，当然，还有一些含有价值判断的词语、记号和声音。

具体一点，从年龄结构来说，截止到目前，当下中国的青年写作大概指出生于1970年代、1980年代、1990年代这三个年龄层次的作家。80后、90后放进来自然毫无疑义，但是出生于1970年代的作家可能觉得有点勉强，毕竟，最大的70后已经整整五十岁了——这还是青年吗？这就涉及第二个问题，从文学史的判断来看，当下的青年写作还指向一种价值判断，即，这些作家作品是非经典化的，在艺术上还处于一种可塑期。或者更简单粗暴的表达是：他们还没有写出更好的作品！这一判断一方面可能来自批评家或出版人的吹毛求疵，另外一方面可能来自作家的谦逊或不自信。作家的谦逊或不自信是常有的事情，倒也不足为奇。矛盾的是批评家和出版人，他们在一种场合会对青年写作大唱赞歌，换了一个场合可能又会严加苛责，一方面他们会觉得青年写作已经构成了中坚力量，另外一方面又会在青年作家的书封上写下“一部堪比《活着》《白鹿原》”之类的推荐词。这暴露了对青年写作认定的犹豫不决，这一态度有时候也会影响青年作家对自我的认识和判断——虽然在私底下他们都觉得自己已经写出了超越前代作家的作品，但在公开场合，他们还是愿意保持一种文学史的低调，虽然这一低调并不能给他们带来真正的进步。如果生理年龄偏小，这样的姿态倒也能赢得“好青年”的美誉，但是对于那些确实已经写出优秀作品的“大龄青年”来说，比如70后中的一些作家，这显然并不公平。有时候作家会抱怨时代的风气以及批评家的缺席，我记得作家阿乙曾经在朋友圈喟叹50后、60后作家的好运：他们不仅碰到了好的文学环境，还有好的批评家——所以很快就被经典化了。但问题在于，好的文学时代、好的文学批评家和好的作家是不能完全割裂开来的，单个批评家的工作和认可并不能让鲁迅和沈从文成为经典，这里面涉及的时代、语境和运气，实在一言难以穷尽。但不管如何，对当下青年写作的观察和认知，也只能在这样一个略微尴尬的语境中展开。

二、以1990年代为原点的坐标系

第二个与青年写作相关的是坐标系问题。具体来说，一是写作的坐标系，一是批评研究的坐标系。先从后者说起。我在高校任教，这几年碰到的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是，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学位论文，尤其是代表最高研究水平的博士学位论文，处理青年作家的很少，即使有一些大胆的博士生想尝试一下，往往也是在开题的环节被批评得体无完肤。研究生们也许会在私下里认为教授们过于保守，且不关注当下的青年写作，但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即使像我这样从事当代文学批评的青年教师，其实也不敢特别鼓励学生以青年作家作为论文的选题。教授们往往用一句“不够经典化”来搪塞学生的质疑，学生们也往往苦于无法找到更多的知识备份和理论支持而空负一腔热情。一方面是大量的青年写作在涌现，一方面是对青年写作的阅读、观察局限于时评，无法转化为文学知识和历史经验。这种矛盾的情况，归根结底，是缘于批评和研究坐标系的阙失。

这一坐标系有多重要，可以用现代文学史上的“青年作家”来做例子。鲁迅写《一件小事》，郭沫若写《天狗》，巴金写《家》……从生理年龄上看，都属于“青年写作”，但因为有了“五四启蒙主义”这一大的坐标系，这些作品都获得了远远超出其“文本价值”的文学史价值。试想，如果没有“国民性批判”这一坐标系，我们就很难对《一件小事》《肥皂》这样的作品进行经典化；同样，如果没有“反抗旧式家庭，寻找现代个人”这样的阐释坐标，《家》大概也就是一部青春流行小说。出生于1950年代、1960年代的“青年作家”比如莫言、余华等，同样得益于“80年代新启蒙”这一批评坐标系的确认，正是在这一坐标系里，文学的人道主义和实验性才得到鼓励、肯定和放大。如果再稍微放宽历史的眼光，我们会发现从“五四”第一代知识分子和写作者开始，到1980年代第六代知识分子和写作者，① ()其实在分享着共同的坐标系“红利”。从“五四”的启蒙主义到19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虽然其中有国民性批评、安那其主义、左翼、京海派、解放区文学、现代主义等等潮流和理论的抵牾，但是在其根本上，都是这一坐标系的变种。用现代汉语来书写和塑造现代中国人的生命形态和生活情状，并使之进入文明的行列，是这数代写作者的根本旨归。也正是从这一坐标系出发，作家王安忆才得出了“我们和鲁迅是同一代人”② ()的结论，理论家如杰姆逊也能够顺理成章地将中国现代以来的文学书写认定为是“民族寓言”的写作。③ ()

那么，对本文要讨论的青年写作来说，这一启蒙主义的坐标系还适用吗？1990年代以来，受后革命语境的影响，中国的思想界和理论界“反思启蒙，告别革命”成浩然之势，其既得力于1960年代兴起的后结构、后殖民等等“后学”理论的支持，又有1990年代兴起的消费主义和商业化写作的现实加持，这一启蒙主义的坐标系似乎不再适合新一代的青年写作。但是如果站在2020年回过头去认真观察21世纪以来这二十年的青年写作，就会发现即使是那些被目为通俗的作家作品，如安妮宝贝、卫慧，甚至是郭敬明，都在其作品里展露出了某种“寓言性”。更遑论那些告别了自动写作和青春期抒发，以更厚重的作品进入到当下的青年写作。也就是说，自鲁迅以降的启蒙主义坐标系并没有完全失效，当下的青年写作依然可以放在这个坐标系里去进行历史化和经典化。

这么说并非出于一种文学史的保守，而是意识到一个基本的事实，现代汉语写作不过区区百年的历史，借助这一语言书写所需要完成的作家的启蒙、读者的启蒙，以及语言本身的启蒙还远远没有完成。在这个意义上，坐标系的原点虽然不停地在位移，但是其基本的轴线却没有改变。

如此并非就是要以鲁迅的标准来要求当下的青年作家，这恰好是我要反对的历史绝对主义。我想强调的是，坐标的轴向虽然大致不差，但坐标系的原点至关重要，鲁迅那一代人的原点是“五四”，在某种意义上，鲁迅全部的作品都在回应“辛亥革命”；莫言那一代人的原点是“文革”和“改革开放”，在这个原点上他们构建了自己的人道主义和美学观念。出生于1970年代以后的青年一代的原点则是1990年代，在这个原点上中国从一个以政治为核心驱动力的国家转向一个以经济为核心驱动力的国家，尤其在1990年代后期，更是全面融入世界政经秩序之中。① ()这一代青年写作者以1990年代为原点，在纵向上与鲁迅、莫言等人的新文学写作一脉相承，在横向上则与世界文学保持着密切、频繁且深入的交流互动，并生成了其独有的美学风格——这一美学风格的具体内容下文再阐释。就批评和研究来说，如果我们从这一坐标系出发，也许会放下某种文学史的傲慢——我一直惊讶这种文学史的傲慢来自何处——真正去面对我们当下青年写作的成就，并推动其历史化和经典化，据我所知，这方面的很多工作已经在卓有成效地展开。

第八届（2018—2021）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评奖委员会 1

第八届（2018—2021）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获奖作品名单 2

获奖作品《新时代文学写作景观》作者杨庆祥 1

杨庆祥简介 1

获奖感言 杨庆祥/2

新时代文学写作景观（节选） 杨庆祥/4

获奖作品《批评的返场》作者何平 57

何平简介 57

获奖感言 何 平/58

批评的返场（节选） 何 平/60

获奖作品《小说风景》作者张莉 123

张莉简介 123

获奖感言 张 莉/124

小说风景（节选） 张 莉/126

获奖作品《中国当代小说八论》作者张学昕 193

张学昕简介 193

获奖后，我想起林建法老师 张学昕/194

中国当代小说八论（节选） 张学昕/196

获奖作品《编年史和全景图——细读〈平凡的世界〉》作者郜元宝 257

郜元宝简介 257

理解批评的难度 郜元宝/258

编年史和全景图（节选） 郜元宝/2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