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英文缩写CICIR）是中国历史悠久、研究领域宽泛、功能齐备的复合型国际战略与安全问题研究及决策咨询机构，研究领域覆盖全球所有地区和重大战略性、综合性问题。其前身是1980年对外开放的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2003年更为现名。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现有研究、行政和辅助人员300余人，下设15个研究所、若干研究中心以及国际交流部、国际信息资料中心等部门。长期开展广泛、深入、高端的国际学术交流，是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主办发行《现代国际关系》（中文核心期刊）、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和《国际研究参考》三本学术期刊，2015年入选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

这套丛书，试图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两个大局”，以及新发展格局和大安全格局这“两个格局”的高度，立足“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期的特殊时间节点，从不同角度和维度，全景式、大视野认识国家安全。
本书以大历史视野梳理“百年变局”的战略演进与时代特征，分析世界大变局与全球经济革命性变迁的内在联系，论述国际力量沉浮起落、非国家行为体兴起，阐述西方制度霸权的历史兴起与时代迷茫，探索思潮对历史变革的引领作用，衷心希望能帮助读者更好认识“百年变局”与其中的中国方位，为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提供更多启益。

“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
从2001年“9·11”恐怖袭击到2008年“9·15”金融海啸，再到特朗普上台、英国“脱欧”，当我们感慨于这个每天都有大新闻的时代，频繁地“见证历史”时，突然发现这个世界已经变了，一只只“黑天鹅”满天飞，一只只“灰犀牛”满地跑，各种颠覆我们认知的事件层出不穷。如何描述当前的这个世界？西方学界提出“后后冷战时代”“无极世界”“零和世界”“后疫情时代”“新两极时代”等一系列概念，林林总总，五花八门，但都不足以概括眼前的巨变。“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究其根本，是其思维惯性跟不上时代变化，继续戴着“西方中心主义”眼镜看世界，已经看不懂了，继续沿着西方概念的框架去解释这种变化，已经解释不通了。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既是这种变化的根源，也是引导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走向的主动力。随着中国日趋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如何看时代、看世界不仅关乎中国的发展，也关乎世界秩序的未来。早在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便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前所未有之大变局”；2017年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更加明确提出，“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18年6月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指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概念内涵丰富、特色鲜明，它是中国对世界大势最经典、最深刻、最简明的阐述，是中国对时代特点、世界巨变的一种高度凝练式总结，是我们以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和角色观认识中国的出发点，也是我们理解当前世界之变的最佳切入点。正是由于我们相对于其他主要大国更早、更好地把握住了百年变局的历史大趋势，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我们才得以在风云激荡的国际环境中更好地把握和塑造战略机遇，更好地统筹发展和安全，为国家高质量发展营造了更加有利的国际安全环境。

何谓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句话中的世界并不只是指传统的国际关系，而是视野更为宏大、内涵更为丰富的人类社会。而理解此处的“大”，也需要我们跳出国际政治的视角，放眼全世界，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去发现这种全方位、多领域的大发展、大调整、大转折。这句话中的两个核心词分别是“百年”和“变局”。
“百年”何解？是实数还是虚数？是100年还是数百年？国内对此解读不尽一致。由于“百年”暗合中华民族的“百年屈辱”，不少人认为“百年”就是指100年。一种说法是1919—2019年，从“巴黎和会”“五四运动”到建国70周年盛典，中国不仅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而且已经成为了国际舞台的焦点，那个饱受列强欺凌、积贫积弱的中国已经一去不返了。更多人将百年变局的起点设定为1921年，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为这场变局的历史起点，正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才一步步从积贫积弱的旧中国，走向独立自强的新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不断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彼岸。由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这场世界百年变局的主要动力，所以用“100年”沧桑巨变的视角有其道理。然而，不少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的西方媒体和学者也从100年的视角去看百年变局的概念，英国《经济学人》曾刊登一系列封面文章和报告分析中国崛起，在西方国家看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为了洗刷百年国耻”，并借用中国历史上吴越争霸的故事，渲染中国这么多年“韬光养晦”“卧薪尝胆”的目的就是为了发展壮大之后向西方“复仇”；在刻意炒作“中国威胁论”的同时，其隐含的西方对华殖民侵略这段历史“原罪”的担忧和焦虑不言而喻，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西方不愿接受中国复兴的根源。虽然以100年历史时段界定百年变局符合很多人的思维逻辑，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中国领导人在使用这一概念时说的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百年之前有“世界”二字，显然不仅仅在说中国；另外，如果是指“五四运动”或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100年，那说明百年变局到2019年或2021年就结束了，这显然也不符合实际。
不少中国学者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出发，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历史演进逻辑去审视百年变局，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意义，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苏东剧变后，“社会主义失败论”“历史终结论”一度甚嚣尘上，中国顶住巨大压力和挑战，成功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不可辩驳的事实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鲜活生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使世界范围内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较量，发生了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深刻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可称之为500年未有之大变局。
美国著名战略家基辛格先生在其《世界秩序》一书中将当前的世界称为“400年未有之大变局”。他认为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以来，世界秩序一直是以西方为中心的，但随着世界政治经济重心逐渐东移，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传统上由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正在发生深刻转变，旧的秩序濒临坍塌，新的秩序将建未建，继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之后，世界正在经历第四次历史巨变，不同大国对世界秩序的理解及其秩序观念截然不同，中国智慧、中国理念正在引领和重塑着当今的世界。
也有不少学者从美国历史的视角出发，将这场百年变局解读为200多年未有之大变局。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在其《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一书中便遵循着这一逻辑：从1776年立国至今，美国由弱到强，逐渐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并先后击败了多个崛起国的挑战。但中国崛起给美国带来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因为中国拥有和美国相似的实力，综合了过去美国所有挑战者的优点，是一个“全能型”选手，但同时又有着与美国截然不同的制度、价值观、宗教文化和文明形态，是一个非西方的“文明型”大国。美国在以往应对大国崛起的经验中很难找到这样的对手，美国霸权正面临全方位的冲击，这是美国立国200多年以来从未遇到过的新情况，如果想要跳出“修昔底德陷阱”，中美两国必须携手改变历史的弧线。
还有学者从工业革命的视角出发，认为拥有10亿人口量级的中国全面进入工业化时代，正从根本上改变着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同时，中国还有望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重塑数字时代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关键格局，将其称之为“300年未有之大变局”。虽然算法不同，但不同的数字都在描述同一个事实，即中国崛起对世界历史的影响。
综合上述各类观点，从更宏观的角度出发，百年变局对世界的影响集中体现在5个维度的“前所未有”：
从国际格局看，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的速度之快和规模之大、西方世界整体性低迷的形势前所未有，那种靠一个国家说了算或几个大国主宰国际事务的局面难以为继；从国际秩序看，400年来西方主导国际秩序的时代面临深刻挑战、通过非战争手段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可能性空前增大前所未有；从产业革命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带来的新陈代谢和激烈竞争、推动的生产关系革命性重组前所未有；从全球治理看，全球性问题成为全球共同关注、全球治理体系与国际形势巨变的不适应、不对称前所未有；从社会制度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历史性较量开始出现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变化前所未有。
本轮变局之所以言其大，在于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威胁多元化同频共振，相互传导；在于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紧密相连，互为因果；在于第三次科技革命仍在继续，第四次科技革命却又先期到来；在于网络时代、数字时代、社交媒体时代带来的全新冲击与惯性思维、既定模式、传统管理滞后性之间的全新矛盾；在于既有国际体系行将坍塌，而新的世界秩序仍未搭建，由此给全球带来的不确定感、焦虑感和惶恐感；在于中国已经逐渐走近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央和世界经济舞台的前沿，而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还不能适应这一历史性变化，亟须进一步加强。
 

百年变局的本质与动力

过去数百年，国际秩序之变往往由一场大战催生，如欧洲“三十年战争”后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一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二战后的雅尔塔体系。但当前的这场变局却是以“温水煮青蛙”方式发生的，在量变和质变之间甚至看不出明显界限——以当前的国际秩序为例，其基本轮廓即主要奠基于二战之后。但历经70余年，从1991年冷战结束，再经2001年“9·11”事件、2008年金融危机、2016年特朗普胜选等多轮冲击，既有秩序已风雨飘摇，虽然四梁八柱尚在，但联合国作用有限，世贸组织（WTO）功能渐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资金捉襟见肘，世界卫生组织（WHO）权威性不足，全球军控体系接近崩溃，国际准则屡被践踏，美国领导能力和意愿同步下降，大国合作动力机制紊乱，国际秩序已处坍塌边缘，置身其中，我们很难感知这种巨变，只有将其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去审视，才能感受到它的冲击。
当下，既有“一超多强”格局已然生变，虽“西强东弱”的现实仍在，但“东升西降”的大势难以逆转，代表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未来。国际格局最突出的变化，是中美实力快速拉近，但中国实力与美国仍有差距，无法与其并称“两极”，中美同他国差距日益拉大，被普遍视为“两超”。一方面，中美实力迅速拉近，中国的GDP规模从占美国的1/8到2/3，用了不到30年时间，按购买力平价算，IMF和世行均认为中国已经超过美国。其他如科技、军事、制造、贸易等指数也都呈快速追赶拉近之势。但另一方面，“拉近”不等于“接近”，中国崛起不必然意味着美国衰落。中国GDP份额占全球总量从1980年的2%跃升至2019年的16%，而同期美国则一直保持大约25%份额未变。其金融、科技、军事实力依然强劲，股市、汇市依然强势，打压对手的能力和手段依然强硬。过去40年经济份额发生下滑的不是美国，而是欧洲（从35%到21%）、俄罗斯（从3%到2%）、日本（从10%到6%），其他多强面对中国崛起的心态也比较复杂，这一客观现实让多极化的发展更加曲折。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下变局与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息息相关，美国正成为世界不稳定和不确定性增大的最大“乱源”。冷战后，得益于全球化、信息化带来的互联互通和总体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世界经济曾经一派繁荣，中国也实现快速崛起。但2008年金融危机暴露出美欧经济的深层问题，揭示出全球化发展的不平衡性。美国摆脱危机的药方不是刮骨疗伤式结构改革，而是饮鸩止渴、转嫁矛盾，使“痼疾”未除，新病再发。奥巴马、特朗普等非传统政治人物粉墨登场，正是美国经济与政治关系错位引发社会极化的结果。欧洲债务危机未果，又遭遇乌克兰危机、难民危机、英国“脱欧”危机，祸不单行，经济形势始终没见起色。为“让美国再次伟大”，特朗普抛弃多边主义、国际主义、自由贸易，借助民粹主义，大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挑起中美贸易战，致全球化逆转，自由贸易遇阻。美国经济、股市靠霸凌和强权逆势上扬，但根基不牢，难以持久。世界经济则陷入整体性低迷，欧洲经济低位徘徊，俄罗斯经济不见起色，连一度被普遍看好的印度经济也骤然减速失速，中国经济开始进入“新常态”，特朗普一系列倒行逆施的做法又加速了世界变局的演进。
一切事物的发展演变都是由矛盾推动的，百年变局是由“东西、南北、上下、左右”四大矛盾催生的，变局下的世界也将长期受这四大矛盾的困扰。
首先，东西矛盾凸显两大制度之争。多重危机导致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神话破灭，中国理论、道路、制度、文化的全球感召力增强。世界范围内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较量，发生了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深刻转变。“历史终结论”终结了，“中国崩溃论”崩溃了。美西方不甘失败，对华发起新一轮意识形态攻势，加大对华“政治战”和“颜色革命”力度，对华“新冷战”若隐若现，基于意识形态分野的东西“大对抗”山雨欲来。
其次，南北矛盾映射发展权利博弈。工业革命以来，北方国家占据产业链顶端，其优厚生活是依靠对南方国家的剥削获得的。随着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要求改变不公平体系的呼声愈发高涨，双方在规则和资源上的争夺日趋激烈，北方国家不惜通过颠覆现有规则体系、重组产业链、科技“脱钩”压制南方国家发展。南方国家能否利用新一轮科技革命“突围”“破局”，成为国际经济格局转型的关键。世界经济合作阻力增大，以经济战、科技战为特征的“大脱钩”压力日增。
再次，上下矛盾……

第一章 百年变局的历史性展开    001

何谓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007
百年变局的本质与动力    013
新冠肺炎疫情加速百年变局    021


第二章 世界经济巨变与国家安全     027
    
历史轨迹的探寻    031
从G7到E7    040
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    048
国际金融体系的转型    057
经济巨变的安全意义    065


第三章 国际格局变迁与大国博弈     075

后危机时代的变与不变    079
美国对华战略转向“全面竞争”    086
全球治理体系的博弈与重构    096


第四章 制度探索永远在路上      105

从“历史终结”到政治衰败    109
盲目照搬西方制度后的反思    122
危机应对能力彰显制度优劣    130


第五章 社会矛盾的普遍升级     141

贫富分化下99%对1%的抗争    145
法国“黄背心”    153
具有共性的社会冲突乱象    159
更为深层的“身份政治”问题    168


第六章 大变革时代的思潮之乱      177

思潮为何重要    181
美国: 向左还是向右    184
欧盟: 是“合”还是“分”    193
后发国家：“学习”还是“自主”    202


第七章 百年变局与中国国家安全      219

中国国家安全的历史方位    223
中国的国家安全自信从何而来    233
中国国家安全仍面临一系列挑战    241


第八章 深入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      249

中国国家安全观念的演进    253
积极维护国家安全    258
主动塑造国家安全    2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