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政府》收录了梅因晚年发表的四篇论文，集中体现了他作为一个温和保守主义者对民主的看法。
梅因在《大众政府》中指出，在所有政府形式中，民主是实现起来非常困难的。走向民主的运动是极为偶然的，并非不可避免和不可抗拒。不过，他也强调，从人类既往的政治经验中可以找到各种安全的制度防护措施，使民主长久地维持下去。
总之，《大众政府》全面地考察了大众政府的历史、原则、所蕴含的危险及矫正其缺陷的办法，是一部充满洞见和智慧的重要政治理论著作。

　　《大众政府》：
　　在我看来，因为拉布谢尔预言了未来民主立法可能有的进程并详细说明了其自然的原则，就指责他在做梦的那些人似乎对他太不公正了。他对政治事件的预测是非常合理的。我不得不同意他的看法，即如果那些做苦工的人和穷人——那些工匠和农业劳动者——成为权力的保管人，且能找到代理人来使他们得以运用权力的话，那么假定他们不会受到其所相信的关乎其自身利益的东西的引导而运用权力就是荒唐的。但是，在探究民主制度（不考虑其在某些人或某些阶级身上激起的惊慌或热情）是否包含着任何分裂或毁灭的种子时，拉布谢尔先生的推测停止了，而最有趣的却正是这个地方。通过立法，工匠和农业劳动者的命运将不只是变得更好，还将被他们自己的至高权威调换成他们认为可以赋予他们自己的任何处境和命运。那么，这种立法的性质将是怎样的呢？在前面那个段落和拉布谢尔论文的其他部分，他的语言就像许多和他一样相信政府不见得就能增进人类幸福的人的语言一样。他确实提出过这样的观点，即世界上好东西的库存在数量上几乎是无限的，它们被（打个比方说）存放于一个很大的仓库之中，而现在它却以不平等的份额和不公平的方式被分发。民主的法律纠正的正是这种不公平和不平等。现在我不是要否认，在人类历史的不同时期，少数的寡头把世界上过多的财富留给了他们自己，也不是要否认错误的经济体制时不时地减少了财富的总供给，且还通过其间接运作而导致了财富被非理性地分配。然而，再也没有比这更确定的了，即那些热衷于仁慈的民主政府的人的脑海中的画像是完全错误的。如果大多数人试图再次分配库存中共有的好东西，他们也将做类似的事：不是许多索要者在坚持对贮备进行公平分配，而是一群不驯服的船员正对着一船的供应品大摆盛宴，用肉来塞饱自己，用酒来灌醉自己，却拒绝将船驶向港口。在最浅显的经济学真理中，有一个便是：世界财富的最大部分正因为消费而不断消失，如果不通过长期的辛苦工作和冒险来恢复它，那么无论是人类还是某个正在做休息试验却没有心怀感恩的共同体，都将被灭绝或被带到濒临灭绝的边缘。
　　对于这种处境，可做非常简单的说明。虽然根据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看法，它部分地依赖于一个事实，而那些没有想过该问题的人却通常都没有意识到此事实。在经济学家中，有一个问题常常被热烈地讨论着，那就是为什么有些国家能从破坏性最大、损毁最严重的战争的影响中以那样惊人的速度恢复。“一个敌人用火和剑毁坏了一个国家，并且破坏了或运走了它境内的几乎所有财富，然而若干年之后，所有的东西又都正像其之前一样了。”密尔紧跟着查默斯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在别的情况下不会发生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也不会发生。“敌人所破坏的东西不久也会被居民自己破坏；他们那样迅速地再生产出的财富本来就需要被再生产出，且无论如何都会被生产出，还可能正是在那样短的时间内。”事实上，人类和每个特定社会所借以维持生活的基金（fund）从来都不是静止不动的，正如天上不断消散和不断自我更新的云彩一样。“生产出的每样东西都被消费掉了，有的是被保存了，有的据说是被消耗掉了，而且前者实际上和后者一样快。人类的财富是一个持续过程的结果，它在每个地方都是很复杂的和精巧的，可没有哪个地方像英伦三岛那样的复杂和精巧。只要这个过程在既有的影响下继续下去，那么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不会因为地震、洪水或战争而被打断；而且在其每个阶段，消失和恢复的财富还有增加的趋势。但是，如果我们改变这类影响的性质或削弱其力量，那么我们能确信那种财富不会逐渐减少（而不是增加）和不复存在吗？”关于一个国家在战后的重新恢复，密尔指出了一个例外。这个国家的人口可能减少，如果没有人继续这种财富再生产过程的话，财富再生产就会停止。但是，财富的再生产有可能不是因为任何消灭人口的手段而被阻止吗？有一种经验表明，财富可能因为再生产它的那些人的动机中活力的减少而走向濒临消失的边缘，幸好这种经验在现今这个世界上还很罕见。不妨这样说，你可能使劳动者的意志和精神丧失到了一定程度，以至于他们不再关心工作了。一个世纪以前，杰里米•边沁曾评论道，土耳其政府在他那个时代把世界上一些最富裕的国家弄得穷困潦倒，其方式更多地是靠对劳动者动机的破坏，而不是明确的勒索。同时在我看来，对罗马帝国（最有秩序和最有效率的政府之一）所累积起来的巨额财富的破坏，以及西欧在中世纪衰退到悲惨和贫穷的境地，都只能说明同样的原理。由于劳动者的动机松懈而致使再生产失败，这曾经是东方很平常的一种现象，而这也向东方史的研究者说明了，为什么在整个东方的历史中，以政治才能闻名的人常常就是以财政方面的才能闻名的人。在东印度公司的早期，“因严酷的殖民而受到破坏的”村庄不断地呼请政府注意，对它们的征税额虽然看上去并没有超出英国财政原则的界限，但已足以抑制劳动的动机，致使它们几乎不可能自我恢复了。然而，这一现象并不限于东方，虽然在那里辛勤工作的动机无疑比在西方社会更容易受到影响。到上世纪末，大部分法国农民已停止耕种他们的土地，许多的法国工匠则拒绝工作，他们对革命政府恐怖统治期间大量的征用感到绝望。同时正如预期到的那样，刑法不得不被召来强迫他们重返他们日常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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