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由吕西安·费弗尔从1906到1952年间写的部分文章和演讲稿汇编而成的文集，阐述了他关于历史学研究的整体观点和杰出洞见。在前33篇文章中，他对史学性质、历史认识论、方法论、跨学科研究等都提出了新的想法，颇具创新意义；后11篇文章则忆述了30年间，11位不同领域的杰出知识分子的生平，借此强调了对历史进行跨学科研究（地理学、社会学、语言学、哲学等）的重要性。

历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在他那个时代的史学界和法国知识界都留下了他的思想印记。
——彼得·伯克
吕西安·费弗尔一直是法国历史学写作中所有生动、新颖和有争议事物的集结点。
——《法国评论》

书摘（“迈向另一种历史学”）
假如我们把无数前辈一代接一代召唤到跟前，我们的祖先就从一种符合“智人”定义的生灵（这种生灵代表了大自然的繁殖力）开始，逐渐展开并扩大所产生的无数生命形式：所有这些生命形式，其图景如今在我们这里渐渐代替了先辈所喜爱的呈线性的旧图景，那种旧图景呈现出一种从兽到人的进化过程，被认为是沿着单独一根不折断的线延伸的。435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世上之前，在老祖宗身上曾经发生过一连串多么稀奇古怪、乱七八糟的事啊。物种的记忆要把它们的标记保留多长时间啊？而人类有着漫长的经历！他们组成过多少种有天壤之别的社会！……思想体系和信仰体系、社会学意义的“制度”，在离我们最近的先辈和我们自己身上留下了多少标记啊！它们突然再次出现，意外地显露出来，往往会令我们吃惊，而且如果我们从这种角度更专心仔细地观察自己，经常还会更加吃惊！但是我们的天性不让我们这样做。它提醒我们不要被这个过去吸引和迷惑。它告诉我们，人类群体、社会想要生存下去，能够生存下去，忘却是必需的。这样才能使自己不被老祖宗遗留的越积越多的一大堆事实压垮，不被那种死者压迫生者的不可抗拒的压力压垮，这种压力会把现在压扁，直到它完全丧失抵抗力……
从历史上说，人类社会是如何避免这种危险的？最不发达的社会，精神需求最低的社会，就把一切都抛进忘却的深渊，这种不值一提的东西，谁会在乎呢？可是其他社会呢？它们采取了两种解决方法。当然，关于这两种方法我们一点都不清楚。究竟谁敢研究这些不值一提的东西呢？
传统社会一劳永逸地对它们的过去进行组织，这种组织中规中矩，而且讲求实效。它们自己在现实生活、集体的目的、为实现这些目的所必需的道德的图景背后，投射了一种现实的预示：是简化的，但是几乎是放大的，而且装点了一种传统的威严，这种传统的令人敬畏的神圣特征是宗教赋予的。难道说直到现在，对于“传统”这个重大问题，人们都没有进行过任何系统的、全面的研究吗？应该说当历史学将来有一天能够处理这么重大的问题时，这肯定是一个有组织的协调的集体研究的好主题。那么，许多谬见都会消除了，首先会消除的，是“认为总是在变的事物是不变的”这个谬见：因为毕竟为何各个省会出现那些题为“习俗史”的大作呢？保持不变的事物就没有历史吗？—不时会有一位谨慎的研究者掀起盖在它们身上的面纱。关于中国人编纂历史的传统，葛兰言写了一些非常出色的文章，完全符合我刚才的大致的描述。杜梅齐尔也写了同样出色的文章，分析了罗马正史的结构。但他们都没有对我们可能需要的传统进行过研究。有传统。有历史。它们最终都满足相同的需要—不论这需要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历史学就是一种对过去的事物进行组织，以免人类负担过重的方法。我在前面说过，历史学无疑不会容忍人们对成堆的“历史”事实视而不见，而且还会一直想方设法来增加事实，我们的文明就利用这些事实来编纂历史。这里并不存在矛盾，因为历史学不是把一堆孤立的事实呈现给人们。它组织这些事实，并解释它们，而且为了解释它们，它把它们组成一些事实系列。这些事实系列受到的关心程度并不相同，因为不管愿不愿意，它都得根据现实需要去系统地收集过去的事实，然后进行分类。这是根据活的东西来查考死的东西。
人们愿意考虑到这点吗？多少年来，大量可以用来编写人类经济史的文献档案被保存下来，它们就躺在箱子里、柜子里、城堡的塔楼里睡大觉，成了一堆废纸。没人想到要把这些古老文件上的灰尘掸一掸。只有当我们的社会开始不再关心其他范畴的事物，转而关心经济范畴的事物时，历史学家这才想到这些故纸堆可能有用，这才开始掸掉它们上面的灰尘。这是我们社会的一个新方向，一系列工作应运而生，这些工作早在一个世纪、一个半世纪前就该顺利进行了。—谱系史所提供的东西与之相当。在我们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对谱系几乎苛求的时代，谱系史很流行，但是自从世系身份（在它不包含一种跟旧制度意义上的“出身”的利益毫无关系的经济财产继承权时）对那些“命中注定的”人不再有过去那种重要性，它就几乎不再存在了。我相信这个特别有说服力的例子。根据现在来组织过去，人们可以把这称作历史学的社会功能。我们工作的这个方面也没有人研究过。人们研究了历史学的理论，却没
有从社会学的层面上研究过它。这样的理论实在不能临时充当历史学。但是，如果我们在大致提出很好的方法规则之后，接下来却不去揭示历史学家的工作的这个方面，我认为对在20世纪中期工作的一帮法国历史学家所认为的真正历史学的重新审视将是很不完整的。不带偏见，又不过于宽容地对这个方面进行观察，会发现情况也许有点令人担忧。这种重新审视如果不完整，各种后果都会随之产生。尤其是关于那个客观性的问题，我们绝不想作为理论家或哲学家提出这个问题，但是无疑是我们的实践以新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而且也许是以意外的方式提出的。
穿越这个所谓历史学“拓荒地带”的领域进行短暂的游览，必须先进行一番很简单的介绍，人们完全会理解这种简单。因为不介绍就无法深入下去。并非没有地方，也不是缺乏时间，是因为不宜把一些预言性的指导意见从外面强加给一门正在组织或重组的学科。我们让历史学去探索，去形成它的流派吧。不要试图预先为它制定一些说教性质的规划，这样也许会阻碍它发展，而且也会很快被事实否定。我们想想圣拉扎尔火车站的老职员吧，他知道每个星期日应该准备多少张去沙图的车票，大约有二三十张的出入。售票窗口前的人数大致是恒定的，但是我们不知道下个星期日我们是否会出现在这个人群当中。我们可以谈论历史学向另外的目标、另外的成就发展的总趋势。至于它具体是否成功，那就由命运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