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后走出国门工作的第一个中国科学实验组马基茂童国梁（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1977年，邓小平同志担任了党中央的主要领导。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把我国领上了改革开放的发展道路。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在经济、社会方面的积极作用，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自然也就走在改革开放的前列。
高能物理研究领域的特殊性决定了研究人员需要进行广泛的国际合作和交流。1978年年初，我们有幸成为“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第一个派往西方的科学研究组的成员走出国门，参加国际合作研究。为彰显这个伟大的年代，缅怀伟人，我们很高兴把那些难忘的、有趣和有意义的往事记录下来。
邓小平同志建议丁肇中教授为中国培养科学人才
1977年8月，美籍物理学家丁肇中教授来华访问，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高能所）所长张文裕教授与他谈到了将要在德国电子同步加速器中心（DESY）进行的组名为马克 杰的高能物理实验合作问题。随后邓小平同志会见并宴请丁肇中教授。邓小平同志对物理学很感兴趣，他正式向丁肇中提出建议：选送中国物理学家参加他领导的实验。丁肇中回答说：“我个人非常欢迎中国物理学家参加实验。根据国际惯例，参加这类国际合作的科学家所属国家，要向实验室交付一定的费用，所以我要征询一下德国方面的意见。我今晚就打电话回去问，明天可以答复。”第二天，德国DESY中心主任朔佩尔教授回电话给丁肇中说：很欢迎中国科学家参加合作，不收任何费用。
丁肇中教授后来回忆说，邓小平同志是四川人，他本人也在重庆生活过，当邓小平同志请他吃饭时，他们谈得很投机。邓小平同志说，选100人参加你的实验组，如何？丁肇中说，*好是人少一点，但质量一定要好。邓小平同志说，那就派20人。丁肇中说，我们组总共才20多人。*后，双方达成了每年派10人参加合作组工作的协议。邓小平同志对发展我国科学事业、培养科技人才的急切心情溢于言表。
1976年，中国代表团参观欧洲核子研究组织加速器隧道（前排右二为唐孝威）
为落实邓小平同志的建议，选派工作必须立即进行，决定由谁带队参加此项合作研究无疑至关重要。丁先生知道唐孝威曾在苏联杜布纳进行过高能物理实验，一年前参团访问欧洲核子研究组织期间二人有过交谈，因此他建议由唐孝威担任中国组负责人。高能所领导便把带队的任务交给了唐孝威，随后又由“文化大革命”后走出国门工作的第一个中国科学实验组唐孝威协助挑选了青年科学工作者九人：马基茂、童国梁、吴坚武、许咨宗、杨保忠、郁忠强、张长春、郑志鹏、朱永生（按姓氏拼音字母排序）加入实验组。其中许咨宗、杨保忠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科大），其余皆出自高能所。唐先生平易近人，平日大家亲切地以“老唐”称呼他。从挑选名单上看，选择标准非常重视业务能力，名单上的人虽说不上都有多高水平，但在当时的人群中也可称为“一时之选”。丁肇中早有话在先，“质量一定要好”。这里，“质量”当然是指业务能力，领导和大众也认同这一必要条件。我们有幸被选上还多少有点出乎意料，因此对所领导是心存感激的。
为了能尽快适应在国外的科研工作，中国科学院委托北京语言学院（现北京语言大学）对我们实施为期三个月的英语（主要是口语）强化训练。大家每天如饥似渴地苦学、苦练。在训练到两个月的时候，突然通知我们中有六人提前结束学习，作为第一支队伍于1978年年初启程；剩余四人则在稍后的春天出国。六人中老唐居长，时年46岁，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科学家，1956年至1960年在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的高能物理研究中获取出色的成绩，随后又在我国“两弹”的研制工作中做出了重要贡献。组员中马基茂时年40岁，郑志鹏、郁忠强、张长春、童国梁也都在35岁或以上，皆毕业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中科大等名校，虽然教育背景不错，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系统的科学实践经验并不多。而我们将要上岗的马克 杰实验组则是世界一流的实验组，我们对领导该组的丁肇中教授的科学态度严谨、管理方式严格，以及对下属要求严厉早有耳闻。面对这样的形势，我们每个人都感到有压力。院里有关部门专门安排了刚访问过联邦德国的光学大家王大珩先生为我们介绍了联邦德国的情况；临出国前，年事已高的科学界老前辈、高能所副所长赵忠尧先生还专门安排家宴为我们饯行。这些都体现了老一辈科学家对我们寄予厚望。
方毅同志也亲自来所接见我们，叮嘱我们勤奋学习，努力工作，学成后回国为祖国的科学事业服务。这给了我们很大鼓舞，大家下定决心，要奋发图强、不辱使命。就这样，邓小平同志过问的“文化大革命”后首次与西方科学家合作的科学研究组组建就绪。
1978年年初，中国组的不寻常行程
1978年1月10日，在老唐的带领下，我们一行六人赴德国汉堡，参加马克 杰组的高能物理实验研究。时任高能所所长的张文裕教授亲自到机场为我们送行，并给丁肇中教授专门写了封亲笔信，委托老唐转交。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丁肇中教授是一位杰出的华裔物理学家，科研成绩斐然，他曾领导一个实验组于1974年在美国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发现了由第四种夸克即c夸克组成的粒子，被称为J粒子（英文字母“J”形似中文的“丁”，意义自明），这与由伯顿 里克特独立发现的Ψ粒子是同一粒子，后来物理界把它们统称为J/Ψ粒子。这一重要的发现让他们两人分享了197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丁肇中先生十分热爱中国，个性鲜明。当年，他在诺贝尔奖颁奖仪式上坚持用中文演说，并由自己翻译成英语，这件事在国际科学界轰动一时，被传为佳话。
1977年，丁肇中教授在德国汉堡的DESY组建马克 杰实验组。马克 杰实验是DESY的佩特拉正负电子对撞机上的四个实验之一。佩特拉周长2.3千米，正负电子对撞的*高质心能量为38GeV①，于1978年10月投入运行，它是当时世界上能量*高的正负电子对撞机。佩特拉上的四个实验组处于激烈的竞争态势，中国组到来的时候，正处于探测器安装调试和实验准备的*紧张阶段。参加马克 杰实验组的单位包括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德国亚琛工业大学第三物理研究所、荷兰阿姆斯特丹高能物理研究所，以及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当时实验组的工作人员总共30多人。
“文化大革命”后中国首次派遣科研组到西方参加国际合作之行受到格外的关注。飞抵巴黎时，我们受到我国驻法使馆人员的迎接。接机的人中有一位金发女士—马克斯小姐，她是丁肇中先生的代表（后来成为他的第二任夫人），专程从联邦德国来迎接我们。登机续飞，我们下午到达联邦德国首都波恩-科隆机场，又受到驻德使馆人员迎接。这时大家多已显出晕机症状，对那些美味佳肴没有胃口。短暂停留后，我们乘火车于傍晚时分到达目的地汉堡。丁肇中先生亲自带人接站，让人感动。一路劳顿，大家的困倦可想而知，谁知这时不仅无暇休息，而且竟是一天重头戏的开始。丁先生把大家接到DESY后立即召开了马克 杰组成立大会，大家在会上分头报告和讨论了实验的物理目标，短、长期规划及各单位分工等事项。会议结束后，丁先生在亚洲大饭店宴请了马克 杰组全体成员。宴会结束时已是晚上10点多了，全组成员又都被送回DESY的实验室继续开会，讨论方案，落实分工。旅途疲劳，每个人累得眼睛都睁不开了，直到深夜我们才得休息。马克 杰组的快节奏给初来的我们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次日拍摄了马克 杰组建组合影。
马克 杰组成立时全组合影：第三排右一为丁肇中；第二排右二为唐孝威，第二排左一为马基茂、左二为童国梁；第三排右四为郁忠强；第四排右五为张长春；*后一排右二为郑志鹏（摄于1978年1月）
第二天，DESY中心主任朔佩尔教授接见了中国组人员。他对中国非常友好，是“文化大革命”后开创中国和西方科技合作的牵头人。此事也引起国际媒体的极大关注，著名的CERNCourier①于当年第一期对此做了报道，并刊发了朔佩尔教授接见中国组成员的照片。后来朔佩尔教授还专门设家宴欢迎中国组全体人员，可见西方科学界对这件事的重视。
DESY中心主任朔佩尔教授接见中国组成员。CERNCourier对这张照片的注释：欢迎来自北京高能物理研究所的参加佩特拉的马克 杰合作实验的中国物理学家。唐孝威（背影），左起分别为Deutsch（MIT物理系主任）、朔佩尔、马基茂、童国梁和丁肇中
我们这一路所受到的不寻常“待遇”以及丁肇中先生与西方科学同行的热情欢迎，让我们更感到重任在肩，一定要不虚此行、完成使命。中国组的另外四位同事，也于1978年春天来到了DESY。图为参加马克 杰实验组的十名中国成员与舒尔茨及马克斯的合影。
“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批走出国门、被派往马克 杰组工作的十位中国物理工作者在汉堡的合影。自左至右：马基茂、张长春、童国梁、郁忠强、许咨宗、舒尔茨、马克斯、朱永生、杨保忠、郑志鹏、吴坚武、唐孝威（丁肇中摄于1978年6月）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