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名臣左宗棠》：
左神童说：“我长大了，要做孔明！”
这个愿望很普通。仅在清末，在湘军阵营里，就有好几个人期望自己能以孔明自许，曾国藩便是其中之一。
左神童不想做独裁者，只是想做个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丞相。当然，社会所能提供的这种职位，较之皇帝一职，其实多不了几个。能不能照这个定位走下去，还得靠命运的安排。许多人在成人以后就认命了，放弃自己早年的追求。但是，左神童无论在怎样的困境里，都未曾放弃过自己的这个梦想。由于他始终保持着这个高水准的追求，有好几次，在遇到有小官可当的时候，他放弃了机会，所以才能得偿所愿。此为后话。
在少儿时代，左宗棠更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因为小孩子很少思考命运，谁也无法阻止他怀抱这个梦想。他相信只要努力，就可以练就诸葛亮的那一身功夫。但是他很纳闷，孔明的那些本领，应试教育怎么就不教呢？尽读些儒家经典和八股文，真是无趣得很啊。
幸好，左神童生而逢时。晚清时期，读书人的知识结构正在发生裂变和重组。盛行于汉代和宋代的儒家学说，流于烦琐空疏，脱离实际，对百姓的疾苦漠不关心。大儒们身居高位，谈经论典，不关心官风建设，也不搞政绩考核，至于国防问题，更是搁置一边。他们的学问，对朝廷无用，无法提供国家大事的决策依据，不足以保卫疆土，更无助于解救民众于苦难。
左神童通过考究，发现儒家的学问向来分为两端。一个流派强调知识的实用，另一个流派则以务虚为主。儒家的祖师爷孔老夫子是个教育家，收了三千名弟子跟他学习，其中就有七十二个学生“身通六艺”，他们就是经邦治国的有用人才，而这正是孔夫子教导的结果。他对弟子说：你们熟读三百篇诗，叫你们去做官，不会料理政务；让你们出使四方，却又不会谈判。这有什么用处呢？
孔圣人提出的口号有两个，一是“博学于文”，二是“行已有耻”，提倡学习与实践相结合。这就是说，他老人家创立的原始儒学，倡导学以致用的学风。
孔子之后，儒学又发展了两千年。后世的崇拜者背离了朴素的儒家思想，宋明理学崇尚抽象思维，大谈天理，鼓吹天理与人欲的对立，关注人性论和心性论，把孔子倡导的经世之学演绎为空疏的清谈，脱离了儒学注重实践的轨道。这种学风导致了思想的僵化和学术的滞碍，于是到明末清初，厌恶空谈的学术造反派高声呐喊，要求儒学回归祖师爷的怀抱。思想文化领域有人吹响了通经致用的号角。晚明的思想家高攀龙和徐光启，清初大儒顾炎武，致力于阐明真正的“圣人之道”。同时代的黄宗羲和王夫之也主张治学应该“经世应务”，学术研究是为了实现“经世之大略”。
但是这阵反叛之风很快就刮过去了，到了清朝的乾隆、嘉庆年间，顾炎武的继承者们，打着考证、训诂的朴实治经的旗号，沉入故纸堆里，为考证而考证，为经学而治经学，又把儒学打入不问世事的冷官。
从嘉庆末年到道光年间，随着盛世转衰，社会危机加深，许多学者重新发掘儒学经世致用的价值，主张冲破脱离实际、烦琐考据的藩篱。刘逢禄首开先河，他的弟子龚自珍和魏源等人继承发扬。一批官员，如陶澍、林则徐等人，实践了这种精神。后来成为湘军大帅的一批学者，就是沿着这条路走来。这批人当中有曾国藩，有胡林翼，有张之洞，而左宗棠则是其中最独特的一个典型。
左神童就是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下，受到了另类的影响。他加入了学术造反者的行列，使他在学子中享有盛名。左宗棠的口号是，学习必须与实践相结合。他和他那个时代具有开拓精神的学者，持有相同的看法。
魏源说：如果你欣赏五岳的图画，就以为懂得了什么是山，其实还不如砍柴夫在山上走一步；如果你谈论沧海的宽广，就以为懂得了什么是海，其实还不如海上过客看上一眼；如果你能够列出八珍的菜谱，就以为是美食家，其实不如厨师尝一口。
曾国藩说：懂得了一句话，便去实行这一句，才叫做身体力行。
左宗棠说得更尖锐：认得一个字，就要实践这个字，才叫学懂了。整天读书，实践还不如一个村农野夫，只是会说话的鹦鹉而已。
照他们的说法，从古至今，我们的社会，真是充斥着持有大学文凭或硕士学位的文盲。
但是，学术造反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士子们的学风，却无法改革朝廷开科取士的制度。儒家经典和八股文固然令人生厌，却是科举考试的必读课本。千古不变的制度，岂是你龚自珍和魏源吹两声号角就能吹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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