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河小港的新生、徘徊与转折
宁波港新生之役,发生于1949年春天。
解放大军百万雄师过大江,以风卷残云之势、挟雷霆万钧之力,一路南下,挺进浙江。5月25日凌晨,解放军第22军以3个师的兵力攻占宁波,国民党军残部溃逃舟山。
江南重镇宁波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已显衰落的宁波港由此获得新生。
当年解放大军人城时有无经过宁波港已不可考。但有案可稽的是,5月30日,由宁波军事管制委员会派出军代表小组一行5人,由组长杨仲起带领,一脸严肃地抵达宁波三江口外马路,奉命接管上海招商局轮船公司宁波分公司和上海航政局宁波办事处,也即宁波港的前身。
宁波港码头、航政处办公楼、仓库、浴室等散落在甬江北侧外马路上,凸凸凹凹地占了一长溜。宁波人习惯将此马路叫作老外滩。据说,宁波老外滩开埠的时间比上海外滩还要早。
春夏之交,时近端午。宁绍一带农谚云:端午杨梅夏至李。连绵的江南梅雨,把宁波这座古城淋得湿漉漉的。与宁波人相依为命的姚江、甬江、奉化江,在此处汇合,汹涌着浑浊的波涛,匆匆流向东海。沿着三江六岸,一排排低矮陈旧的老式民居,檐头上露出长年雨水浸润留下的绿苔杂草。岸边停泊着几十艘大小不一、破旧不堪的船只,有几艘竖着桅杆、斜着风篷的小木船,在江面上漂浮。只有紧邻的天主教堂,在静穆中发出清脆的钟声,似乎在宣告一个旧时代的谢幕。
军代表杨仲起面对二三江口,陷入沉思之中。
这位眉目俊朗、身材适中的山东汉子,随大军南下来到宁波,似乎还没有完全适应江南的闷热气候。杨仲起虽只三十出头,但他二十来岁就在老家莱芜参加党领导的地下武装,担任过人民政府区长、区中队长、县粮食局长、南下干部中队队长,算得上是一位老革命了。此时,他习惯性地紧了紧军用绑腿,右手抬了抬军帽帽檐,顺便用衣袖把额头上悄悄沁出的汗珠擦去。少顷,他朝身后另一位军代表、老乡李传孝回望了一眼,高大瘦削的李传孝此刻正全神贯注地盯着这位组长。
面前的宁波港就像一台散了架的手风琴,支离破碎。
国民党军队在逃离宁波时,大肆破坏。全市多家轮船公司没有一艘船能行驶外海,宁波人熟知的江陵、江和、江静、江太等8艘3000吨级客货轮,悉数被国民党军劫掠去了舟山,11艘小型客货轮均被沉人江底。在中国航运史上曾称雄一时的太古、怡和两家外轮公司,也只剩下一座破烂不堪的码头和几间漏雨的仓库。
6月12日,杨仲起与留守的国民政府上海航政局宁波办事处主任许祖衡进行交接。
许祖衡是宁波当地人。上海航政局宁波办事处主任这职务看上去很光鲜,其实是个虚职,实际权力掌握在码头老板周厚斋手中。不过,解放大军尚未踏入宁波地界时,那位周老板早已“哧?留”跑路,逃往舟山。许祖衡留了下来,成为资方代表。 许祖衡小心翼翼地给军代表小组组长杨仲起递上一份交接清单。清单大致内容是:全港计有1座铁壳木面趸船,3座浮桥;5幢面积共1959平方米的仓库,2幢办公用房;铁制和木制船舶17艘,总运力1635吨;航运处管理人员11人,船员175人,其中19人跟随周老板逃往舟山;公司尚存银元800元,半新旧雪佛莱小车1辆,已破损电台1部;全年货物运输总量为4万余吨,运送旅客约27万人次。
这,就是国民政府惨淡经营宁波港20余年,留给新中国的全部资产c
当笔者从尘封的历史、泛黄的档案中淘挖出这些数据时,都有点不敢相信:宁波港是在这样近乎一穷二白、一无所有的基础上起步的。
不过,历史真相就是如此。
面对衰败不堪的港口、惊疑不定的员工,军代表杨仲起、李传孝并没有畏难,更没有气馁。他们拿出共产党干部的看家本领,立即深入码头工人家中,访贫问苦,调查研究,发动群众,开展生产自救。经过一段时间筹备,宁波市搬运公司在同兴巷宣告成立,公司工会随之设立。当家做主后的职工被动员组织起来,迅速修复11个简易码头,随后逐步启用。工人们对宁波至镇海的主航道进行检查,重新点燃所有航标。公司同时组织力量打捞,先后将大大小小的沉船打捞上岸,经检修后投入使用。一俟定海解放,宁波一定海一沈家门航线随即复航。待肃清了大陈岛残敌后,宁波至上海航线旋即开启,“民主3号”轮、“民主4号”轮“呜呜呜”鸣着汽笛,欢快地往返穿梭于甬沪线上。
短短两三年时间,宁波港很快走出困境,航运全面恢复,货物吞吐量增加到45万吨,港口呈现勃勃生机。1953年1月1日,上海港务局宁波分局成立,开始统一管理宁波港事务。
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宁波港随着中国社会的政治风云而跌宕沉浮、坎坷前行。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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