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修见，男，1967年生，北京大学法学博士，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学院执行院长兼书记、美育研究院院长。首届全国高校美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高教学会美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著有《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传统研究（1919-1949）》《红楼曙光——中国共产党与北京大学》和《中华美育精神访谈录》（主编）等。

本书从认识与表述我们自己、从民族性格看中国文化、重新发现汉语之美、中国哲学与艺术精神、在庙堂与江湖之间、重新认识“古今中外”等六个方面探究了中国文化历五千年而不衰的生命力所在，旨在东西方文化比较的视域中深入解读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价值取向及其现代转型的复杂性，有助于读者理解中国现代性中应有的主体意识和本土立场。本书结构合理，逻辑清晰，举例丰富，篇幅适度，语言生动活泼，是一部适合当下年轻读者阅读趣味的中国传统文化普及读物。

自知者明：我们是谁

前几天在校园遇到一位中国画专业毕业生，问其毕业去向，他说出国留学。我好奇中国画专业到国外学什么，他有一点自豪地说：去英国，学“汉学”专业。

我忽然对他有一点隐约的敬意了。尽管接下来他对这一选择的原因表述并不宏大和深刻，但我相信，他学成之后，不仅能够获得对中国画的新认识，也可以获得从“外部”理解中国、理解中华文明的新方法，获得更深入、更完整地回到中国画和中国“内部”的新路径。

作为“95后”，他能够想到去研究一百多年来外部世界对我们的研究——在世界经济愈发一体化、政治日益复杂化、科技加速现代化的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审视近二百年乃至近五百年来中国与世界的文明交汇，这可否理解为今天年轻一代中国人在获得人类文明的比较大的格局和视野后，潜意识中有一种文明“自觉”意识的苏醒和一份“自知”诉求的开启？如此说来，这“隐约的敬意”里，似乎也包含着作为“65后”的中国人对“95后”这一代的羡慕。

纵观近二百年来的历史，中国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能够以如此便捷的方式“进入”世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可以以如此轻松的方式“获取”世界视野；在“出入”世界并“获取”世界视野之后，我们开始意识到我们需要严肃认真地认识和表述“中国”和“中国人”；在这个过程中，严肃认真地研究和理解“他们”

对“我们”的认识与表述，无疑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

1896年，美国演员路易丝 ¬ 乔丹 ¬ 米恩（Louise Jordan Miln）在其《一个西方艺人的东方印象》一书开篇中这样写道：

我们对中国的误解实在太深，世界上再没有哪个国家遭受过这么深的误解了。但是，同样地，世界上也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像中国一样对别人的误解如此漠不关心。

米恩是19世纪末和丈夫一起来到中国的，她热爱并深入学习过东方文化，曾出版过《灯会》《山东花园》《北京往事》和《云南一隅》等至少13部关于中国的作品。她的这个论断应该说是十分准确的。不过那个时候的中国，恐怕不仅是没有兴趣而更是没有能力去关心别人对自己的误解。

而今天，当我们走向“强起来”的新时代，是该来关心这些误解的时候了。

我们被误解成什么样？我们为什么被误解成那样？这些误解至今还存在吗？我们究竟是什么样？我们应该怎样来消除这些误解？这些问题，都是我内心寄希望于出国研究“汉学”的年轻一代来思考回答的。这些问题，也都是一个深深渴望“实现伟大复兴”而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民族所必须回答的问题。因为，这个近代以来饱受苦难的民族还借由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模式走上了富强之路，这也令“他们”充满或者说加深了误解。

实际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能感受到我们和西方国家诸多彼此“难以理解”之处。比如说，中国人的婚礼上有一项“改口”仪式，就是新娘对公公婆婆和新郎对岳父岳母的称呼要从叔叔、

阿姨改为“爸”“妈”。从此，双方父母就成了“咱爸咱妈”。我曾问一位朋友，未来你儿女结婚后，你的儿媳妇或女婿不称呼你“妈”而直呼你名字，你会怎么想？她开玩笑地说，我会气晕过去的。直呼长辈之名，这在西方国家是最平常不过的事情，而在我们这里却是不符合人伦之礼的，是“没教养”的表现。但实际上，这看似不可理解的生活习俗也并非不可逾越的鸿沟，关键是我们要调整心态，以敞开的胸怀来认识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因为人类文明的大花园里本来就是百花齐放、五彩缤纷的！我们中国人还有句“骂人不带脏字”的俗语：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但想想看，一大片林子里只有一种鸟儿，是不是也不合于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

置身一片偌大的林子里，我们需要理性地审视“我们是谁”。两千多年前的《道德经》有言：“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古希腊德尔菲神殿上也有“人啊，认识你自己”的所谓“神谕”。清醒地认识自己，我们就可以不焦虑、不慌张、不自卑、不自傲，坦然自在地拥抱阳光雨露或接纳八面来风。

但“我们是谁”的这份自知，对中国人来说至今似乎仍是一项未完成的功课。因为真正理性的认识，多数需要建立在与他者相遇后的自省基础上，建立在对他者的了解基础上，即所谓“知己知彼”，否则很容易成为自说自话式的盲目自大或者自卑。而对中国人来说，近代与他者的相遇，不幸是以一种极为特殊的方式开始的——被迫打开家门，迎接他者的闯入。“闯入”这个词语本身即带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情色彩，有对峙的心态，有紧张的心理。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理性的认识”显然是不可能的，不仅是我们看他们，也包括他们看我们。

从“东方睡狮”到“东亚病夫”，从“中国崩溃”到“中国威胁”，西洋哈哈镜中的我们，难免带有“西洋”的先入之见。今天，在全球化和逆全球化博弈的时代进程中，世界范围的民族主义都有所抬头，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愈益澎湃激荡，我们非常需要自铸明镜以自照——我们有能力自铸明镜，我们有勇气正视自我，这是中国文化自信的重要内涵。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要去正视他者——不需像最初他们“闯入”时去“仰视”他们，也不必像后来“站起来”时去“俯视”他们，时代已经赋予我们“正视”的条件，这也是新时代中国文化自信的题中之义。

1926年，鲁迅在《马上支日记》中写道：“中国人总不肯研究自己。”10年后的10月5日，他去世前14天，《中流》杂志上发表了他的杂文《立此存照（三）》，其中这样写道：其实，中国人是并非“没有自知”之明的，缺点只在有些人安于“自欺”，由此并想“欺人”。譬如病人，患着浮肿，而讳疾忌医，但愿别人胡涂，误认他为肥胖。

鲁迅八十多年前的沉痛与激愤之语，揭示出我们由曾经辉煌而后落后挨打饱受屈辱所造就的盲目自卑与盲目自傲混杂纠结的心态，也给了我们今天获取“自知之明”时一份必要的警醒。

当然，任何受制于历史、时代与自身种种局限的个体，要想整体认知置身其中的一种文化、一个民族，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尤其是面对如此源远流长、兼容并蓄的中国文化长河所浸润滋养出来的“中国人”，个人的目力所及太有限了。但是，越是这样，作为内部个体的“自省”的意义就越是凸显出来。我们可以借助他者的眼光而“客观”，沿着由内而外和由外而内这两种循环往复的路径，来端详和省察“我们”，同时也打量“他者”。这是当代中国人在澎湃激荡的世界文化浪潮中站稳脚跟的“定力”之所在，认清真实的自己并清楚地告诉世界：“我们”是谁，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道路为什么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

当然，“我们”的人口总量如此庞大，地域与族群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如此巨大，近二百年来外来文化冲击的力度和我们自身应对变化的反应又如此复杂，认识与表述“我们是谁”极易陷入“一说就错”的困境；但如果因此我们都“不说”，就很可能陷入对“我们”的客观认知更加偏差的困境。只有不断地思考、审视和言说，我们才能够接近整体而客观的认知，从而以真正自信的心态和从容的状态融入人类文明的历史潮流。

那时，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就是我们，是浸润在古老而日新的中华文明中的中国人，是和世界所有民族“美美与共”的中国人！我们充分享受着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五千年古老文明与两百年现代化求索的文化沉积相互交织的新时代中国，在我们的父母之邦，在祖先们筚路蓝缕的山河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