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研究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EBM），也从未停止相关写作。最初的10年，我们研究了环境冲突、环保主义者和伐木工（Wondolleck）等团体之间的矛盾，以及林务局、鱼类和野生动物部门（Yaffee）等公共机构的低效决策，我们急需一个有前景的前瞻性管理模型。20世纪90年代初期，“生态系统管理”和“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已成为专业词汇。
　　一方面，上述词汇体现了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则。毫无疑问，自然资源属于一个相互联系的大系统，碎片式的狭隘管理毫无意义，必须在更广泛的全局性层次内进行分析和决策。不同人群和团体提出的要求逐渐升级，须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管理才可避免僵局和冲突，这一点似乎不言自明；在某种程度上，解决方案旨在维持底层系统健康的同时，寻找一种开明的平衡。在这个世界中，难以预料的变化时有发生，而我们的知识有限，由此，对不确定性多加思量，多一点谦逊、少一点骄傲，似乎是理所当然之事。
　　但这是一条很难走的路。的确，在数百个尝试向基于生态系统的方法转变的案例研究过程中，心怀理想的人们明显面临着许多艰巨挑战：为鼓励人们跳出其狭隘、短期的视角而实施的激励机制收效甚微；人们对科学得到的优先待遇了解有限，甚至心存偏见；决策受权力和“小圈子”支配；即使是富裕国家，其能力仍然具有局限性。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因素同样限制了覆盖范围更大、更全面、更令人满意的管理模式的产生。

　　在我们研究的所有MEBM案例中，科研和科学家都很重要。各项倡议会签订合同以进行科学评估、状况和趋势监测，以及对关键不确定因素进行研究。人们征询科学家的意见，以了解复杂的海洋系统，许多这类地点均是在对需要管理的议题建立科学理解后．以此为基础进行规划的。在某些案例中（比如纳拉干海湾河口项目和加利福尼亚海洋保护区），使用了民间科学来收集信息，同时建立公众对这些倡议的支持。
　　科学同样是一种使各类工作合法化的重要方式，是一个相对合情合理的起点。在分散的组织中工作的科学家和管理者常常使用同样的范式和语言，这种共同的文化使其能够携手共同专注于某项任务或某组优先事项。而“做科学工作”也比做出选择相对轻松惬意，因此科学家和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常常是以探讨科学为基础建立的，但随后更棘手的问题——管理问题就和其“近亲”政策制定问题一并摆在了他们眼前，而后者甚至更为麻烦。
　　在某些案例中，如大西洋中部区域海洋理事会所做的工作，人们建立了可通过网络访问的数据库来汇集数据。和这些数据库平行开发的还有地理信息系统，它们都是大有用处的工具，使人们能够接触这些信息，同样也让技术人员和利益相关方能够直观地了解情况。在加利福尼亚海洋保护区指定进程中，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芭芭拉分校开发的GIS系统——MarineMap使多个利益相关方群体得以确定海洋保护区网络的替补选项。该方案具备用户友好性，其重要性与增添20层数据相当。
　　同时，这些MEBM工作还厘清了一点事实，即，科学再发达完备，仍不足以解决管理者面临的关键不确定性问题，而复杂难懂的模型与科学甚至可能阻碍理解，使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难以依赖其开展行动。以加利福尼亚海洋保护区进程为例，科学顾问团队发挥了向利益相关方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信息的作用。他们最为行之有效的行动成果来源于粗糙的经验法则，其将海洋保护区在一张网络中进行大小划分和分隔；而其最为失败的行为模式则来自复杂的生物经济模型。也是在该进程中，只有少数科学家具备沟通技巧，能够有效说服外行或与政策受众。在该进程某些部分中，MarineMap工具发挥了作用，其不仅使利益相关方了解到各种栖息地构造，还影响了使用者之间的动态。就像电子游戏一样，它成为待解谜题，而非会议桌上的往来冲突。
　　科学之所以重要，其中一点确实是因为它能带来知识和理解，但在我们所研究的案例中发现，更重要的是科学成为对话的起点，并促进了各项工作的合法化。而另一方面，科学很少能够完备地提供答案。海洋科学家偶尔会认为只要进行更多科学工作，就能实现有效的EBM。但等待科学研究并非是可以一直依赖的良好EBM策略，因为我们面对的价值选择方面的核心问题与科学状况一样重要，而前者亟待投以关注。对于资助或引导各项倡议的人来说，我们要指出的是，即便科学投资富有成效，但不可使其阻碍其他各式各样的有效EBM活动。
　　海洋与陆地：政治意义可能大于实践意义
　　有些人认为海洋EBM和陆地EBM大相径庭，但实践中，两者面临的挑战和成功因素是相同的。无论是在海洋还是在陆地工作中，科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管辖权复杂性、利益竞争和共同愿景缺乏、计划无效和资源有限性在许多生态系统规模的养护工作中都很明显。同时，如果在任一领域中存在多个因素，则成功的可能性更大。其中包括“砖瓦”因素，如现有的政府方案或架构，源于正式或非正式来源的权威，以及科学信息和财政资源的可用性；还包括“砂浆”因素，如地域感或共同目标，政治意愿或组织投入迹象，以及得到妥善管理的协作进程。
　　然而在政策层面，一项陆地EBM的教训令我们警醒：如第一章所述．20世纪90年代早期、中期，土地管理机构开始进行生态系统管理，将其作为摆脱（一系列陷入僵局的濒危物种和公共土地冲突造成的）危机的途径、适用新式景观尺度科学的机制，以及克林顿政权政策变更的信号。“生态系统管理”这一术语成了公众焦点，科学基地和协作性、地方型进程得到了丰厚投资，多项政策转变（如国家森林规划进程的改变）得到提议，其中一些得到了采纳。多项生态系统层面的计划得以开发，包括内华达山脉框架和太平洋北部森林计划。
　　在多个地点发生了重大转变：利益相关方参与变得更加广泛，选民利益得以重新调整，非商品利益得到赋权；人们对科学知识的理解更为深入，对生态系统完整性和可持续性问题的关注度也随之升高；管理战略整合了更宽泛的、全景级别的视野，以及对生态进程（如火情势和水文情势）的理解；人们探索出了适用的管理概念；各类机构尝试在科学与管理之间建立更深的联系；更多战略得到利用，包括基于市场的机制和经协商达成的解决方案（如栖息地养护计划）。在许多地点，长期以来的冲突性氛围有所缓解，而在某些其他地点，实现了生态系统的改善。
　　然而，生态系统管理这一焦点概念（与实践常态相对）的进步受阻于从克林顿政府到布什政府的转变——因为生态系统管理被视为克林顿政府的政策。很明显，成功实现理想化的生态系统管理极其困难，而某些追求短期利益的投资者也发现逐步缓慢发展不足以满足他们的需求。如今，生态系统管理这一术语已经不再像15年前那样前沿化、一呼百应了。同时，许多从业者认识到了内中逻辑所在，并定期将生态系统考量因素整合到规划和管理中去。

第一章 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经验
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实践
不同的道路，相同的经验
五类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倡议
“砖瓦”和“砂浆”
本书导览

第二章 解决缅因湾和乔治亚海盆普吉特湾的跨国边界问题
缅因湾和乔治亚海盆普吉特湾
启动：“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起源
关联两个不同制度背景下的同一生态系统
挺过启动到制度化的过渡期
小结

第三章 动员建立墨西哥湾多州伙伴关系
环境保护署墨西哥湾项目启动跨州合作
墨西哥湾联盟的推进力
第一步：设立目标、确定优先问题
建立维持合作的组织结构
切实可行、目标明确的方案
适应性的问责方案
前期重心——开发信息、工具和网络
政治意志
解决棘手的州一州和州一联邦水域问题
建立信任、实现合作的进程
小结

第四章 佛罗里达群岛和海峡群岛——平衡“自上而下”权威机构和“自下而上”参与
者之间的关系
面临多重压力和威胁的生物多样化地区
触发行动的转折点
通过合作和共同管理来解决复杂的司法管辖权问题
通过利益相关方的参与来解决冲突并给出管理决策
平衡“自上而下”的权威机构和“自下而上”的有效进程
小结

第五章 激励人们参与纳拉干海湾和阿尔伯马尔一帕姆利科河口志愿项目
阿尔伯马尔一帕姆利科和纳拉干海湾国家河口项目
制订管理计划以促进行动：金发姑娘困境
获得向心力
发展确定优先级的管理科学
应对冷漠、反对和“小圈子”现象
组织困境：身份、地点和能力
小结

第六章 “自下而上”影响俄勒冈州奥福德港和华盛顿州圣胡安县的管理
奥福德港和圣胡安县的社群倡议
根植于地方和创业者的非正式起源
建立合法性：两条对比路径
确保可信度：科学管理和广泛外联
通过互利伙伴关系打造影响力
小结

第七章 “砖瓦”：支持和指导海洋生态系统管理的有形元素
重建交流平台
确立一项倡议的定位：权限、目的和范围
基于海洋生态系统管理倡议的管治基础设施
角色和责任的设定
小结

第八章 “砂浆”：推动和维持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的无形因素
参与者：他们的动机和关系
地域感和使命感
有价值的高效进程
各个层面的持续承诺和领导
小结

第九章 对政策和实践的启示
总体观察结果
给从业者和机构的建议
给投资者的建议
给政策制定者的建议
一点一滴取得进展以在特定地点推进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