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中秋，笔名秋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早年对西方法政思想和制度有深入研究，出版译著十余种；近十余年来深入研究经学、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出版著述十余种，包括《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尧舜之道：中国文明的诞生》等。

中国何以可大可久？此为研究中国政治、文明者所无法回避之“天问”。本书之作，正为回答：中国何以规模如此庞大而历史连绵如此悠久？近世中国何以屡遭失败而今日却能大步走向文明复兴？故本书虽系统叙述中国历史，但不求面面倶到，亦无意于详述具体的人、事、制度之变；作者之志，在于以政、教之互动性演进为主要线索，揭示中国作为超大规模的文明和政治体成长的过程，探索其中一以贯之的可大可久之道。概言之，本书以政、教之互动性演进为中心，刻画两者共同塑造超大规模的文明与政治共同体、并持续生长扩展之历程，呈现中国可大可久之道，故谓之“可大可久：中国政治文明史”。从专业角度说，本书融政治思想史、制度史和事件史为一体，着重揭示其间之互动关系。世界秩序正在大变动之中，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这个变动、调适过程将充满风险和艰难，但可以预料，中国文明一以贯之的可大可久之道必将行于更为广阔的的世界，子曰：“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

从 19 世纪中期开始，陆续完成工业化的欧美强国主宰世界体系，霸权在其中间转移。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国际地位迅速提升；中国人在思想学术、政治社会等各方面也逐渐恢复对自身文化的信心，致力于返本创新。由于其超大规模和巨大活力，中国的所作所为正在主导世界历史的进程，塑造新的世界格局，此即“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

一、中国文明之可大可久

本书所述中国历史，可粗略划分为封建、郡县两个阶段，又可细分为六个时期：

第一期，第四纪冰期结束到尧舜禹时代。中国地处中纬度地位，地理气候条件适中，故为世界农业起源中心之一，

这为高级文明的发育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经数千年积累发展，到距今五千年前，中国境内已有若干颇为发达的文化区，独立发展，又相互作用，中国及其文明即孕育于其中。到距今四千多年前的尧舜禹时代，由于气候和生态变化，各族群陆续向中心迁徙、聚拢，在晋南、豫西凝聚成统一的华夏国家。中国人的信念、宗教生活形态、社会结构、国家形态等文明之核心部件，已基本成型。在这个国家内，人群组织化程度提高，文明持续发展。周边族群相对落后，成为“蛮夷戎狄”。 华夏与蛮夷戎狄复杂互动，共同构成“天下”。

第二期，从夏经过商、西周，到春秋。尧、舜、禹以封建制建立统一国家，经夏、商两代缓慢演进、发展，到西

周时封建制达到完备。夏、商、周三代的王朝更替也扩大了华夏国家的规模：夏居于晋南豫西，商人带入东方，周人带入西部。西周时代的华夏国家覆盖了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到春秋时代，长江中下游地区也初步融入中国。就在封建制崩溃之时，孔子搜集先王之政典，整理、编纂为六经，详尽地记录此前两千年中国文明诞生、发展的历程，成为中国之经，其中有中国之道。孔子以六经教弟子，创立文教，养成士人为社会国家领导者。六经和士人传承不绝，让中国文明保持了世所罕见的连续性。

第三期，从战国经过秦，再到西汉中期。春秋后期，封建制逐渐解体，各国相互兼并，军人、士人和农民群体浮现。日益残酷的战争刺激各国竞相变革，到战国时代形成国王通过官僚管理广土众民的王权制国家。这些国家继续进行高强度竞争，僻在西陲的秦国经彻底变法，脱颖而出，攻灭东方各国，建立了大一统的皇权官僚郡县制国家。汉代延续了这套制度，只是略加放松而已，形成黄老之治。

战国各国和秦汉大一统国家对骑马的北方草原游牧部落施加的压力，促使其联合起来，而中原军人、官员因为各种原因逃入草原，为其提供中国的知识和政治组织技术，使之政治组织化水平快速提高，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草

原游牧国家，由此开始了中原王朝与草原汗国之间的复杂互动。

第四期，从西汉中期到唐中期。在儒家士人推动下，汉武帝进行更化改制，尊五经，接续三代传统，赋予郡县制国家以历史文化正当性；立学校，养成士君子；行察举，士君子制度化地进入政府，形成“士大夫”群体和“士人政府”，推动形成了皇权与士大夫共治体制，改造秦制为皇权士大夫郡县制。文教与权力并行，有效地塑造了民众的国家意识，此为中国保持大一统的深层纽带。

文教国家的政治体制造就了士族群体，凭知识、德行构建其广泛的社会政治经济权力。权力畸形膨胀的士族削弱了皇权，诱发部分汉化的胡人在北方以武力迭次兴起，由此形成长时间的南北分裂。在南方，士族与皇权维持平衡，

深度开发了江南地区；在北方，士族与胡人政权周旋，维护了中国文明，最终涵融出关陇军事权贵集团，实现胡汉的初步融合。这个集团陆续建立隋、唐两朝，重建国家大一统，并通过“南朝化”，延续和发展了中国文明。

第五期，从武周登基到乾隆驾崩。适应士族逐渐衰落的趋势，隋朝初建科举制；武周政权更是有意扶持新兴士人群体，门阀化的士族走向衰亡。两税法赋予农民以自由身份，农民可以自由进入工商业领域，可以通过培养子弟读书科举而上进，由此中国社会再度平民化。由韩愈开启的宋代儒学则为这个新出现的社会提供了重新组织的知识，最为重要的是以祠堂为精神纽带，把离散的民众组织为宗族。经由士绅的在场教化，文教广泛渗透，凝聚国民为一体。

从东北兴起的北方政权在政治上日益成熟，逐渐找到了同时统治农业区和游牧区的有效办法，最终，清朝把中国弧地带完全纳入中国政治体中，结束了游牧民族两千多年来对中国的威胁。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文化重心转移到南方，

进入海洋，成为“世界工厂”，驱动白银全球化，参与构建覆盖全球的现代世界体系。借助海上得到的资源，中国的人口规模上了新台阶。

第六期，从 1800 年至今。1800 年时，中国的 GDP 还是世界第一，但英国悄然进行的工业革命迅速改变了世界格局，只用了几十年时间，中国就成为世界体系中的外围国家，中国所主导的天下秩序解体。清末的各种变革努力以及民国的建立，均未能遏制国家下行的大趋势。袁世凯复辟和新文化运动导致持续了两千年的中国政教体系彻底崩溃。绝处逢生，帝国主义在巴黎和会上出卖中国的强权行径，刺激了中国民族主义意识的觉醒，人们的目光转向了苏俄，学习其世界视野的政治理论和政治组织技术，从而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国民党的改组。国家组织化程度逐渐提

高，首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然后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战略性胜利，中国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控制，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