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克与英国保守主义》：
惠特吉弗特在第3册中的章节为卡特莱特带来了极大的困扰，以至于后者对依托于博学之士权威的一切确证发起了更加咄咄逼人的攻击。而卡特莱特在《第二篇答复》中的滔滔雄辩也促使胡克在卷2，章7中做出回应。卡特莱特确信，人的理性在上帝的事务中只具备微不足道的力量，在《圣经》之外，不存在任何权威，即便是那些被恰当声张的“在多数情况下仅由权威和人的信誉高举着的东西……也不能给基督徒的良知带来任何倚靠”（《第二篇答复》，页20）。卡特莱特准确地指出，惠特吉弗特“给一两个人的权威赋予了如此重大的分量，以至于他认为这是他能提供的最佳证明，并将摧毁他对手的抗辩”（《第二篇答复》，页22），这种诉诸权威的方式，恰恰是惠特吉福特乃至胡克之外的其他辩护者偏爱的方式。不出意外，卡特莱特在贬责惠特吉弗特时回到了《圣经》权威的问题：“他应该理解，〔《圣经》〕解释的正确性并不取决于人的权威，也不依赖对它做出这番解释的虔敬博学之人，而在于解释本身要与经文整体彼此吻合。”（《第二篇答复》，页22）
正如我所表明的，章7直接立足于《第二篇答复》较前章节中卡特莱特驳斥惠特吉弗特的论点。卡特莱特谈到，自己更喜欢那些依据理性、而不是仰仗权威的论证：“没有权威的理性是好的，没有理性的权威一文不值——正如此话所言，那些依据理性的论证要胜过仰仗权威的观点。”（《第二篇答复》，页20）我们可以较有把握地坚持说：正是卡特莱特，为胡克指明了回应长老派的方向。卡特莱特暗示，他可以接受依据理性的论证，同时他也拒绝和英格兰教会决裂——这也许导致胡克抛弃了诉诸权威的经典方式，并尽量避免单纯引用博学之士的观点。无论如何，胡克的确致力于权威这一根本问题，自惠特吉弗特的著述以来，这个难题始终没能得到解决。之所以卡特莱特直接从《圣经》着手的解决方案始终没有受到质疑，是因为惠特吉弗特的追随者们（尤其是布里奇斯）仍旧以大量征引博学之士的方式“证明”自己的观点。
胡克对卡特莱特的回应十分冗长，请允许我仅撷取其要点着重说明。既然就设计政治体而言，上帝之言并没有给人们带来任何绝对可靠的证据，那么或然性的信念就必须作为政治体的基础，同时，具有理性的人们应当将它视作神圣许可的确证接受下来。卡特莱特主张，自足的《圣经》不依赖于属人的权威或见证，因此《圣经》和释经者可以分离开来，但胡克绝不可能分离二者。在卷1考察圣书的目的时，胡克就强调：为了建立一个政治体，《圣经》必须始终得到解释。而卡特莱特和特拉弗斯这类释经者从《圣经》中推演出长老派的戒律，恰恰证明，相比于那些在《圣经》之外（extrascriptural）取用论点、支持既有政治体的释经者，他们的释经技艺还不够精湛。
因此，“博学之士的判断和意见”必须总是得到遵从。但在解释这条伊丽莎白时代辩护文章的基本准则时，胡克至少在三个要点上超越了惠特吉弗特。首先，他考虑了如何识别最好的“判断和意见”的问题。其次，他分析了此类意见的基础。最后，他还提供了一套论证，证明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政治体有可能反映出上帝的意志。
胡克使教会和《圣经》只在与政治体有关的事务上依靠属人的见证，这让他得以将讨论限制在“人的评价与褒赞”的范围之内。胡克的策略是提醒他的读者，真理是在不同层次的确定性中得到把握的，人的权威只能“在公道所要求的范围内”伸张，“它的触角伸不到更远的地方”（卷2，章7，节6）。属人意见的权力则有“某种力量和分量”“某种价值”“一定程度的可信性”，戴有“某种信誉的头衔”。胡克总结道：“因此我们无法相信，上帝的意志竟会叫我们拒斥属人的权威，将其视若无物。”（卷2，章7，节8）理性的权威已经表明，英格兰政治体一定比新兴的日内瓦体制具有更大的可信性，因为支撑英格兰政府的，不是“单薄的无根之论”，而是“那些世上最博学的神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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