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亚北非地区政治发展的困境与危机研究》：
首先，土耳其从议会制到总统制的急变，确立了正义与发展党“一党独大，多党并存”的威权主义政治模式，政体的转变致使民主政治权力制约失衡，为土耳其未来政治发展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2018年6月24日大选，埃尔多安作为议会第一大党的主席实现了权力高度集中，且有望连选连任至2028年，成为土耳其历史上最具实权的总统。尽管集权总统制的转变体现了后发现代国家的民众对秩序和稳定的选择，但民主政治中权力监督的失衡，却导致土耳其未来政治经济形势与外交政策中不确定性的大幅增加。议会制时代的总统，是名义上的国家权力象征，独立于议会之外，成为某种意义上平衡行政权力的平衡木。加之土耳其独特的政治“监督”制度，虽然军方干政破坏了民主政治的原则，但从某种意义上军人干政又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土耳其民主政治的发展轨迹，保障了国内政治秩序的平稳和顺畅。总统制时代的埃尔多安通过宪法修正将权力系于己身，文官政府与军方的平衡制约关系已然改变，2016年的军事未遂政变就是最好的说明。
随着总统制在土耳其的建立，土耳其呈现威权政治的回潮，正义与发展党一党独大的执政优势，也体现了新威权主义在土耳其的政治实践。“威权国家需要通过建立与完善政治制度，来应对两个重要威胁，即来自统治集团内部的背叛，以及来自社会外部的压力。”所以，土耳其日益偏离民主化、世俗化和自由化的政治动态，也将给未来的政治治理危机埋下伏笔。目前，随着埃尔多安去凯末尔主义政策的推进，埃尔多安与军方的权力斗争，仍将持续甚至有激化的可能，并不排除未来军方会再次干预政治，而且军方与共和人民党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天然联系，将使反对派与军方联盟，共同挑战埃尔多安的统治。2019年3月以来，正义与发展党在伊斯坦布尔市政选举中的失败，再一次验证了反对派联盟的强大。
2016年未遂军事政变发生以来，正义与发展党与葛兰运动从结盟到分裂带来的潜在威胁，将成为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统治的严重威胁。尽管葛兰运动遭到镇压和清洗，但葛兰运动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宗教社会运动，仍具有相当强的社会基础和国际影响力，势必成为土耳其未来政治发展道路上的痼疾。同时，埃尔多安大量任用亲信、排除异己，也加剧了执政党内部的危机。2014年8月，埃尔多安当选总统后，将居尔排挤出正义与发展党领导核心，并将外交部部长达武特奥卢推上总理的宝座。2016年5月，由于达武特奥卢与埃尔多安在政治改革、库尔德问题和推行总统制方面的分歧，致使其退出正义与发展党领导核心，随即埃尔多安任命其亲信耶尔德勒姆组建新“过渡”政府。2018年大选后，埃尔多安组建新政府，任命其女婿贝拉特·阿尔巴伊拉克为财政部长，任命挫败军事未遂政变和对政治清洗有功的总参谋长胡卢西·阿卡尔为国防部长，使新内阁处于埃尔多安的控制之下。尽管目前尚未形成撼动埃尔多安执政地位的政治力量，但埃尔多安排斥异己的做法，再加上脆弱的经济形势，成为反对派联盟的攻击口实，也有加剧执政党内部分化的风险。
其次，经济发展是正义与发展党政府的安全阀，总统制推行过程中伴随的严峻经济危机，使土耳其很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诸多后发现代化国家相似，土耳其在20世纪80年代推行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政策，用出口导向战略取代进口替代战略，加速经济私有化和自由化发展，这在提升土耳其经济活力、融入全球市场的同时，造成对外部市场的严重依赖，酿成世纪之交的经济危机。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上台以来，打破贸易壁垒，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使土耳其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时期，长期保持年均8%的高增长率。2012年之后，由于严重依赖外来资本，经济增长放缓，土耳其经济的脆弱性不断加剧，加之受周边局势动荡、欧洲债务危机外溢效应等因素影响，土耳其深陷通货膨胀、失业增加、赤字上升、出口下降、货币贬值的“中等收入陷阱”。土耳其在结束高速增长期后，正义与发展党政府本应顺势推动产业链升级，进行结构性改革，提高劳动生产率，但由于埃尔多安要维持经济高速发展，以推行总统制和争取选票，因此采取不计代价刺激经济的政策，造成通货膨胀严重，生产成本飙升，货币贬值严重，偿债能力堪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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