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凭栏一片风云气
——山河岁月,波澜人生
第一节 从“读书种子”到四大导师
1.在留日大潮中
1840年鸦片战争一声炮响,击穿了大清帝国深闭固拒的铜关铁锁,也催醒了一部分优秀士人去睁眼看世界。随着1901年更加屈辱的《辛丑条约》尘埃落定,“救亡图强”成为时代主旋律,一批批青年学子跨海渡洋,去向打败了中国的“先生”——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偷经学艺,以期收拾山河,振兴中华。这时,已从南昌移家江宁(南京)的陈三立也打算将两个儿子——衡恪、寅恪送往日本求学。他在1901年秋冬之交(《辛丑条约》刚签订不久)写有七律《晓抵九江作》以抒心志:
藏舟夜半负之去,摇兀江湖便可怜。
合眼风涛移枕上,抚膺家国逼灯前。
鼾声邻榻添雷吼,曙色孔篷漏日妍。
咫尺琵琶亭畔客,起看啼雁万峰巅。
这是一首直指《辛丑条约》的嫉世忧时之作,是没有问题的。其颔联、颈联直吐胸中愤懑而破腔排空,苍凉悲切又怀有希望。末旬那高翔于“万峰巅”上的“啼雁”,正是其希望所寄。诗中“曙色”“啼雁”,既泛指当时的留洋或留日浪潮,又暗喻即将投入这一浪潮的两个爱子——他们既是国家复兴的希望,也是白戊戌维新以来遭到重创的义宁陈氏家族再度崛起的希望。
中日甲午战败后,举国震惊之余,人们开始瞩目日本。陈宝箴、陈三立倾力参与的戊戌维新运动便以日本为效法对象。日本政府为缓和甲午之后的对立情绪,遂邀请中国派遣学生留日。1896年,驻日公使裕庚因使馆工作需要,招募戢冀翠、唐宝锷等十三人到日本留学,开留日之先声。到1900年,留日学生总数已达一百四十三人。
从1901年起,鉴于《辛丑条约》带来的困境,清政府大力提倡青年学生出国留学,并许诺留学归来分别赏给功名、授以官职。1905.年,清政府又宣布废除科举制度,出国留学遂成为知识分子救亡图存与发展自己的一条出路。而日本政府则企图通过留学生来培植它在中国的势力,顺带获取一些外汇;日本中下层人士希望和中国友好,加强文化交流,也主张吸引中国留学生赴日。在两国朝野的鼓动下,一时留日学生势如潮涌。据统计,1901年留日学生人数为两百七十四人,1902年夏为六百一十四人,1904年为一千四百五十四人,1905年冬为两干五百六十人;1906年夏为一万二千九百零九人,年底达一万七千八百六十余人,为留日学生人数的最高峰。
1902年3月24日,年仅十三岁的陈寅恪,在南京长江码头登上了日本轮船“大贞丸号”,幸运地成为皇皇留日大潮的一员。
作为世家子弟的陈寅恪,虽然家世已经没落,但仍能靠着亲戚的关系来赢取这次赴日留学的机会——尽管只是白费。这样的机会,举目四万万中国人不是谁想有就能有的。为他带来幸运的是他的亲舅舅俞明震。
俞明震(1860—1918),字恪土,在陈寅恪出生那年的1890年中进士。这进士好像是专为小陈寅恪中的一样——在陈寅恪十三岁这年,俞明震已凭进士资历做了江南(南洋)陆师学堂兼附矿务铁路学堂的总办(即校长,实于1901年就任)。其时俞明震受两江总督刘坤一委派赴日本视察学务,兼送江南陆师学堂及附矿务铁路学堂二十八名学生官费留学日本,于是顺便把两个外甥陈衡恪、陈寅恪送出国门,带到日本。
陈寅恪后来回忆说,他于赴日途中,在上海碰见了李提摩太——就是那位先前在中国大力鼓吹西学,狂热支持维新变法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用熟练的汉语夸奖陈氏昆仲的此次东洋求学:“君等世家子弟,能东游甚善。”能得到这位差点成为光绪皇帝顾问的洋人如此称赞,少年陈寅恪当然“甚喜”;但当时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还不在此,而是这位“老外”那口流利的京片子(即北京话)。这件看似不经眼的事,却成为以后陈寅恪去发奋通晓二十多国外语的一个重要诱因。
陈寅恪抵日后,即与长兄衡恪一道,以舅舅俞明震家族随员的名义,获日本外务省批给的“家族滞在”签证,以“听讲生”的身份,进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同学中有周树人(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始用笔名鲁迅)、林伯渠、李四光等。是年底,衡恪获官费留学生名额,仍在弘文学院补习日语。两年后,即1904年夏,陈寅恪在暑期中返回祖国,同仲兄隆恪一同正式考取官费留日。是年秋,他再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1905年冬,陈寅恪因脚气病日益严重,已不能再坚持学习,遂于寒假之时,与陈衡恪、隆恪一道从东瀛归国,此后再未踏上前后呆了三年多的这片所谓“日出扶桑”之土。不过衡恪、隆恪则于1906年返日继续求学,相继获得大学文凭;周树人、林伯渠、李四光等也先后学成归来,只有陈寅恪仅为弘文学院的高中肄业生,没有文凭。
陈寅恪求学日本的三年多是否失败了呢?不然。第一,这三年多,他已全面掌握了日语,这是他平生精通的第一门外国语言。第二,在这三年多,他大体了解并能剖析日本历史和社会风俗的流变及现状。第三,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他对日本学术文化的由来、特点及其内容作了较深入探讨。因为有了这些铺垫,陈寅恪尔后才能顺利完成像《元白诗笺证稿》这类涉及日本文化的力著。更重要的是,由于陈寅恪对日本民族精神、文化心理具有深刻认识,所以后来方能在抗战未起之时即识透日本侵略者的狼子野心,抗战中坚持民族大义,抗战末期为盟军出谋划策。
尽管如此,从当时的表象看,陈寅恪在日本的三年多求学可谓星光暗淡,这让望子成龙的陈三立颇为不甘,一直耿耿于怀。这反倒为陈寅恪更多的留学经历开启了大门,为他更远更开阔的读书之路留下了空间,为其最终修炼成“读书种子”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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