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余杭良渚镇1936被低估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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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6月1日，施昕更从古荡赶回了良渚。
昨日，吴越史地研究会的卫聚贤氏组织了古荡老和山古墓试掘，施昕更原本是作为西湖博物馆地质矿产组助理被董聿茂馆长派去负责记录地层的，却偶然见到搜集物里有一只长方形有孔石斧，这只石斧唤醒了他儿时的记忆。没错，这个东西他见过，在他的家乡良渚。
在良渚，挖玉是农闲时农民赚钱的一种方式，几乎家家都在挖。有一次，他跟几个孩子在村东头挖玉时挖到过一个跟这只石斧一模一样的物件，当时他们一看是石头的，估计不值钱，随手扔到了旁边的池塘里。古荡是新石器时期遗址，莫非良渚有远古遗存？
施昕更家都顾不上回，直奔记忆中的池塘。池塘已经干涸，散落着各种生活废弃物，废弃物上满是泥迹雨痕，显然好久没人光顾了。他搜索了几个时辰，找到一件残缺的石锛、一件陶罐。陶罐很完整，基本没有被破坏。虽说没找到童年时淘气的小伙伴们扔在那里的有孔石斧，施昕更还是很兴奋。
他马上带着这两件东西回杭州，找到董聿茂馆长，请他鉴别。董馆长仔细查看之后，沉吟片刻，说：陶器看上去年代很古，说不定真的是个重大发现哪。“我看看能不能帮你搞个采掘执照，你先行去探探路。”董聿茂摸摸下巴，这个严肃的人此时脸上有股隐藏不住的笑意。 施昕更欢天喜地地走了。目送他瘦瘦的背影消失在院墙拐角，董聿茂若有所思。6年前在西湖办博览会，人手不够，有人推荐当地村民施昕更做历史厅的讲解员，那个理由说起来让人发笑。说他挖过玉，有最基本的考古技能。这后来成为大家的笑料。不过博览会结束，他真的把无任何考古背景和最基本的考古知识的施昕更留在了西湖博物馆，担任自然科学部地质矿产组的助理干事。
董聿茂发现这个文弱的年轻人身上有一种优秀的考古工作者所需要的潜质。当时他刚满18岁，却对古物有着与生俱来的热忱与专注。而从事像田野考察这样一个餐风饮露的行业，对未知执着的探究热忱尤为可贵。
西湖的那次博览会，董聿茂还发现了另一个好苗子，他就是何天行。杭州人何天行，好古敏求，18岁在公学读书时，就对考古和文物产生了兴趣。假期常常跟古玩商一起外出采集古物。那次博览会，何天行送展一件蛋圆形黑陶盘，是他在干涸的河沟中挖到的，器口有清晰的刻纹。何天行认为，此刻纹是与远古享食有关的符号。相比谦逊儒雅的施昕更，何天行文采飞扬，笃定自负。
冥冥之中，这两个人同时登场，是上苍格外眷顾他的西湖博物馆吗？他当然不知道，若干年后，他管辖的太湖地区注定要成为考古学科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2
11月，施昕更又回了趟良渚，这次他去了棋盘坟。
冬天的田野，光秃秃的树干在寒风中挣扎，收割过的稻田，短短的稻茬与枯草混杂，一片荒芜。施昕更寻觅的目光停留在了水稻田旁那个狭长的洼地上。这是一个蓄水池，因为乡民车水灌田的缘故，里面的水已经干涸。他小心地拨开上面的杂物和浮土，突然，眼前一亮：光陶片！
他的脑电波马上定格在山东的城子崖频道。城子崖位于黄河下游龙山镇，是一处被当地人称为“鸭鹅城”的黄土高阜，几年前中央研究院对这个遗址进行发掘，发现一段板筑城垣，因此名之“城子崖”。遗址下层出土了大量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石器、骨器、蚌器和陶器。特别是黑陶，质地坚硬，薄如蛋壳，造型精美，可谓该文化的代表。良渚的黑陶和山东城子崖出土的黑陶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不管是怎样的关联，黑陶的发现都是令人振奋的。过去村民们挖到的玉器一直被当成汉玉出手，如果良渚也有类似城子崖的黑陶，那岂不是印证了自己的猜测，良渚其实有更早的遗存，村民们拿去换钱的也不是汉玉，而是几千年前的古玉？有孔石斧、黑陶，都直指新石器时代！
阵阵寒意随着北风袭来，施昕更却浑身发热，他看到一扇神秘之门正在他眼前缓缓打开。他为良渚的新石器遗址即将在自己手上重见天日而兴奋不已，恨不得马上开始挖掘。他一分钟都不愿等了1 12月1日至10日间，利用池水枯竭的便利，施昕更进行了第一次试掘。他先在四周观察、试掘、钻探，见有红烧土之迹甚广，石器亦多，便用轮廓求法推知黑陶之集中点，利用池沼的方向为坑的方向往下挖掘。池沼上部虽经扰乱，而数公寸以下仍是完整。池的方向为东北一西南向，他从东北部顺序开掘，至底部白灰色粉泥土而止，深达两公尺多。那次挖掘比较有意义的是一周之后在黑陶文化层下部出土了一只粗制石锤、一柄狭长切刀。这两件东西都比较完整，坚固锐利，足信是实用利器。这次挖掘，使遗址的相对年代有了依据，再由黑陶蕴藏的情形，因为没有居住的痕迹，他断定只是一个单纯的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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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考古与保护中心研究员 王宁远：考古学家可以根据出土物对发端于良渚的玉琮扩散现象做一些理论解释，但是对具体何人何时因何传入四川的历史细节，考古学基本无能为力，只能留白。因为对于没有文字的远古时代，根据实物证据进行的考古学研究总是碎片化的，在一般读者而言，无法形成直观和完整的认识。而这本小说正是通过文学创作和艺术虚构，形成符合逻辑的叙述闭环。这部小说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