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建构：文学史研究与书写（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中文学科建设丛书）》：
中国现代文学史最初的几位撰写者，几乎都是受到了鲁迅先生的影响。
我们知道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和《汉文学史纲要》的写作，直到今天还是学界一个重要的参考资料。鲁迅先生从事小说翻译，从事小说写作，又写小说史，几个经验都带到了自己的文学史写作里面。特别是《汉文学史纲要》，里面隐含很多西方文论元素，这个后来对于文学史研究的学者有很大影响，尤其是王瑶先生。我们知道，他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稿》里面始终有一种左翼的理念模式，鲁迅的经验他运用得比较得体。王瑶先生最初是研究中古文学史，他把研究古代文学的方法用到了现代文学研究当中，所以奠定了这个学科的基础。但是由于当时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及王先生本身是左翼学者，文学史遗漏了很多的作家。他的书出版以后，香港的曹聚仁先生非常不满，他就写了一本书叫作《文坛五十年》，把王瑶遗漏的重要作家打捞出来讲。曹聚仁先生是一个史学家，他在上海教书主要研究历史学的，后来做了记者。他是以历史学的眼光来看文坛，视角就有点特别了。
唐弢先生也是现代文学史的专家。他本身是一个作家，也是经历过现代文学风潮的一个左翼学者。他的文学史写作是搭了一个班子，按照流行的观念写作。没有办法，这是一个规定动作，他自己非常不满意。1962年出版的《书话》一书中，他把文学史当中不能表达的人物，不能表现的思想，比如对郁达夫、周作人的欣赏，用书话的方式表现出来。这是当时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过程中出现的尴尬局面。
夏志清先生这本书的出版填补了一些空白，因为他是左翼之外的一个话语。我们细看一下夏志清的背景，他自己是研究西方文学史的，所以他在写作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时候，西方文学史的参照一直存在他的文本里面。比如读解钱钟书，看到流浪派小说跟钱钟书文本之间的关系。夏志清又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对于旧式辞章颇为敏感。他研究张爱玲的时候，经常从张爱玲的文体里面寻找曹雪芹精神的余脉，《红楼梦》的语言、服饰，对人物的描写，如何影响了张爱玲，这里面都有一种贯通。夏志清文学史的文本里面，是有古今中外视角的。
夏先生一个主要的观点，是研究文学史的人首先是一个批评家。文学史家应该是批评家，批评是文学研究的基础，核心元素就是文学的鉴赏。沿着这个思路，文学史就从意识形态和一般史学的框子里游离出来，表现出文学鉴赏的趣味，这样它的研究体例就和传统的文学史有了一些差异。眼光是现代的，因为有远离左翼的自觉，文学史的格局以肯定个性为主，私人空间里的独白颇多，自然就有了诸多的发现。他对老舍、巴金等人的评价非常到位，会心之处常常溢满他的字里行间，显示出他很好的自信和诗性。但是他对左翼作家特别有微词，由于他自己的自由主义立场，他对鲁迅、丁玲、茅盾评价都不高，尤其是对鲁迅评价不高，这能看到他知识上的盲点。鲁迅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难题，因为他挑战了我们的流行色，挑战了人常规的思维。他的这种先锋性和革命性，撕裂了我们固有的汉语表达方式，进入了另外一个审美王国。所以这样一种奇特的意识存在，我们用既有的自由主义观点或者左翼观点都无法涵盖鲁迅，无法描述他的存在。这里面显示了夏志清在面对鲁迅的时候充满一种无力感，所以他只能用一种很平庸的流行鉴赏眼光描述鲁迅，显得非常无力。
书出版以后，捷克学者普实克（Jaroslav Prusek）对他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他不了解中国现代革命，不了解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复杂背景，革命性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所产生的文学有它自身的价值。看到这个批评以后夏志清曾经有过回应。夏志清的回答似乎也勾勒出他文学史的基本观点：他认为中国文学研究不能够被研究对象的信仰所左右，使命感与社会功能不及文本阅读，文本阅读的结论更为重要；文学史与小说史首先要做文学文本的梳理，而不是看作家的倾向如何等。当然，后来他自己对鲁迅、对左翼的看法有所变化。夏志清给我们的文学史写作带来了一种冲击，使我们感受到了文学史写作无限的可能性。因为在左翼，尤其是在列宁主义思潮下，那样一种思考审美问题和文学史的方式，会带来一些认知的盲点。所以应该感谢他的这样一个文本的出现。后来有些学者和他的对话，与之商榷的文章特别多，这也是自然的。
看了夏志清的文学史写作以后，我个人感受到文学史的确对于写作自身的要求非常强。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讨论这个话题时认为文学史是由文学批评派生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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