薇奥拉·阿尔多内（Viola Ardone），1974年生于那不勒斯，毕业于文学专业。她目前是那不勒斯一家中学的拉丁语和意大利语老师，这些年她在小说创作方面非常活跃，于2016年出版《情感革命》（Una rivoluzione sentimentale），一部关于那不勒斯、学校教育和写作问题的小说。儿童一直是阿尔多内小说的主体，《运送孩子的火车》是阿尔多内2018年的新作品，也是讨论儿童的教育和成长问题。

我轻轻敲了敲门，没人应。我试着推了一把，门开了，光从遮光板的缝隙射进来，桌椅、小厨房、左手边的洗手间和房间深处的小床都映入眼帘。不用走动，就能把你住的地方一眼看尽。一切都是老样子：铺了草垫的椅子、六边形瓷砖、栗色的旧木桌；电视机上搭着你自己做的布垫，旁边放了个收音机，是我送给你的生日礼物；床上套着白色的罩子，是外婆用钩针钩的；衣架上挂着你的碎花衬衫，而你却不在了。

炉子上有口锅，里面放着你做的热那亚肉酱面。整个房间弥漫着洋葱的味道，好像在极力证明：你还想这样生活下去，明天你还会坐在这里，坐在原来的位子上吃掉这些面条。

我几步就走完了整个房子，你的生活也很容易概括。可能任何人的生活总结起来都不难。坏了鞋尖的拖鞋、修头发的剪子和你常照的镜子，你的面孔每天都在变老。我突然觉得，把你仅有的东西留在这里，无人看管，那是不应该的事。窗台上有盆罗勒，泥还湿漉漉的。浴室长杆上挂了你的袜子，右脚那只大拇指的位置已经缝过好多次了。你在酒瓶里灌了红色、黄色和蓝色的水，放在橱柜里，说是“为了装饰”。

我想挽救所有一切，带走所有东西，就好像这栋房子正在下陷。抽屉柜上有把指甲剪，旁边放了你的牛骨梳。我伸手摸了摸，拿起来看了一眼，把梳子装进裤兜，过了一会儿，又掏出来放回原位。我像个小偷，钻进你的房子，窥探你的隐私。我敞开房门，让阳光都照进来，昏暗的屋子明亮了许多。走之前，我回到厨房，在脑海里重现了昨天的一切。你先去了巷子对面的肉铺买肉，你说，拜托，要嫩一点的；然后去街角的蔬果摊买了洋葱、胡萝卜和芹菜。回到家，你把长长的干面条掰断，放在了瓷碗里；油滋滋地响，不一会儿，洋葱熟了，你在肉里加了勺红酒，去掉了腥味；在锅里闷很长时间，肉也烂了，其他东西也煮得烂熟。水开了，面条渐渐变软，变得有弹性。

我看了看时间，该吃午饭了。我想这份面是你专门为我做的，在等着我来。我揭开锅盖，拿起叉子，我要实现你最后的愿望。

吃完面，我把锅洗干净，摆在沥水架上，关好门，按原路往大街上走。踩着黑色的石板路发出的声音，头顶上凉的衣服滴下的水，房子的旁边停着的摩托车像沉睡的马儿一样，天气太热了，挨家挨户的门窗都朝马路敞开着，从这里走过，很难不窥探到人们的生活。

这时，有个我不认识的女人从屋里走了出来，头发乌黑顺滑，看起来还算年轻，脸上已经有了生活磨炼的痕迹。她伸手挡住太阳，眯着眼睛对我说：“您是安东妮耶塔太太的大儿子吧？那个拉小提琴的音乐家……愿她安息！”

“不，”我回答说，“我是她外甥。”我不想和巷子有任何瓜葛，这里的生活会吞噬一切。我也不喜欢面前的陌生人，提到你的名字时像提到一个死者。她跟着我走了几步，大声喊道：“天气太热了，他们早上抬走的。明白吗？电视里说天气还会更热，房间太小了，不可能一直放在那儿……您有听我说话吗？啊？”我转过头，指着耳朵，扯了个谎：“我有只听不见。”“啊，对不起，”她半信半疑地看着我说，“葬礼是明天早上八点半，在圣玛丽亚教堂。”说完她狐疑地盯着我，打量了一番，回屋了。进了屋，她还不忘扯着嗓子跟我喊：“您跟她儿子讲讲吧！”老实说，她这么做是出于对你的尊重，而不是对你儿子的关切。你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你儿子逃走了，这么多年都不来看你。

我没有直接拐到托莱多大街，我想找凉快点儿的地方走，就在巷子里绕来绕去。我迷路了，最后走到了一个到处都是神龛的地方，里面有还愿的花和蜡烛，周围是一张张黝黑的脸，沙哑的声音，歪歪扭扭的牙齿。无意间，我来到了圣玛丽亚教堂，那晚教堂的修女给了我肉汤和上面放了油拌番茄的面包。你的邻居告诉我，明天这里就会举办你的葬礼。我没有进去，只是装出祷告的样子，在门口站了几分钟。我曾经从这里逃走，现在我回来了，可这次你却走了，连招呼也没打，永远不会回来了。

第一章 1946年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1994年